信吴须曼，表示自己不再回乡，愿长久住在师院文化村直到寿终，并在“近处的梅花山上火化遗体，藏放灰瓶”等。对于这一变故，吴解释说：“我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理由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听人述说故事，在四川省有许多‘地位高（工厂、机关、学校之领导人）、名望大、工资极多’的人，退休后回家，住在省城、县城中，归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管理，还是对他很好、很尊重，但他所住的小街巷中，却有一部分流氓群众（形同劫匪），忽在半夜里破门而入，说他是‘地主余孽’，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把他用刀砍伤，而抢劫去了他的钱财、器物，全部不留。”
吴须曼看罢来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复、解释是好。后来逐渐得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西南师院已有为吴宓发还过去扣除工资的风声，1972年即被扣除五千多元，那么到1974年应补发一万余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职员所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如此，吴宓开始陷入专政队与校内外宵小的双重包围，信中所说的第五条，即是宵小们欺骗恐吓的结果，因为一旦吴宓离开重庆，这伙人诈骗钱财之梦就随之破灭。一生憨厚纯正的吴宓果然中计，日后的悲惨结局似乎成为必然。
1975年，吴须曼接到吴宓信函，讲述自己身体状况和孤独之境：“最近又有头晕，脑沸耳鸣不时发生……我身边极少人来谈话，出外更无人作伴……”妹妹读罢来信，想象着兄长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决定再赴重庆，说服对方回到家乡居住。这年8月，吴须曼再次来到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吴宓居处，很明显可以看出，吴又比上次兄妹见面越发衰老不堪，死神随时都有前来敲门的可能。
时值盛夏酷暑，但吴宓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全部用钉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个不透气的蒸笼，吴须曼不解地问何以如此？吴宓答怕人晚上破门而入，拿刀砍杀自己抢劫财物才这样做的。吴须曼又问是谁让这样做的？吴宓答是重钢五厂的工人杨宗富出的好点子。此时的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亦可见人世间这群活鬼给吴宓心中造成的恐惧远远大于死神。吴须曼又看到桌子上摆了一个小闹钟，问是何时所买？吴宓答是杨宗富买来和自己的手表交换的。吴须曼一惊，不解地问：“你那是一只国外进口的名牌手表，价值几百元，这个小闹钟不过几元钱，这种交换太不等价了！”吴宓沉默了一会儿，说“杨宗富说他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不但可以闹，而且字大，我容易看清。”吴须曼摇摇头，叹口气，不再吭声，心中已明白长兄何以怕回陕西老家遭到“流氓群众”抢劫的理由了。而随着进一步了解，越发明白这一理由确是宵小们恐吓阻止的结果。
第二天，吴须曼搀扶着吴宓到学院储蓄所取了一点款子，营业员告诉吴宓存款已全部取完了。吴须曼为此又感到不解，回到居处问及一万余元的工资何以这样快就花光了？吴宓皱了下眉头，断断续续地说：“有些亲友和学生目前生活很不宽裕，我须不时地对他们接济一些。前次有个过去的姓凌的女生，现在已经有工作，前一段要去上海治病，急需两千元，我就如数给了她。”
当吴须曼问及后来那个女生的病情如何了，吴宓想了一会儿说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又像小孩似的辩解说：“济人之难总是好事。”被问得急了，吴宓对有些事也觉得不可思议，如他保存的26本193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不到半月便被来人“偷走”，每到吴发工资时，有人便拿了诗集让吴宓出钱赎回，一本诗集索价几十元。这几十本诗集是吴宓历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越过千山万水，克服无数次艰难险阻，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岂容眼看着任其流落？何况这诗集中还收有“吴宓苦爱毛彦文”的动人情诗？于是，吴宓便拿钱一本一本地赎回。当诗集基本回到原处，屋内的其他书又开始丢失，不久又有人送来要求以钱赎回。有的学校同事见用此法非常容易得手，索性把几年前当面借阅未还的书籍从家中翻出来，送到吴宓处要求用钱赎回，爱书如命的吴宓大多见书付钱，用高价赎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中外文书籍。但未过几天，手稿、日记等又被“偷走”，又需重新赎回。如此循环往复，吴宓大约一半的工资花在了赎回自己书和手稿、日记上。在被一次次高价赎回的《吴宓诗集》中，有“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的诗句，其中“吾道孤”三字，正应了吴氏此刻内心的想法，也是其一生际遇，半生凄凉的悲怆写照。
诗集、书籍、手稿、日记等骗钱的道具几乎全部散尽，群小们抓住吴宓长期遭到恐吓、批斗和残酷折磨，见人便心惊胆战且神经近乎失去控制的心理，干脆抛开所有道具和花样，直接登门索要或空口骗取。每到发工资之日，一些人便前来告贷，只要加以哄骗与恐吓，吴宓的神经就不能自制，很快如数奉上。有一日，忽来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拿着一封信在念，大意是吴的一个学生因住医院动手术，急需一笔款子，请吴老师给予帮助，钱款可由来人带回云云。当此之时，照顾吴宓的曾婆婆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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