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后来发生的一切政治、生活优待，都与斯大林这个询问有关。这个传闻不知何时何日，又弄到了刘文典身上。不知是别人附会，还是刘氏为了唬住当时没什么政治地位的吴宓而故意自吹自擂，但刘文典于50年代确曾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这一切，随着陈寅恪自身经历的释解，刘文典得之于苏联高层重视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吴宓这天的日记还有如下记载：“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彼之错误，在不效唐高祖事突厥，藉以援以成事建国，而唐太宗竟灭突厥，即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同列，取双方之援助，以为吾利，举足为左右之重轻，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C。C。C。P。之附庸。……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云云。”
陈寅恪说的共产党遭遇甚大困难，除了政治上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更大的困难是全国陷入空前的饥荒，人民衣食无着，因饥饿而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而导致这个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局没有效法唐初李渊建国时称臣突厥的做法，保持独立的文化道德精神。相反的，正是唐初保持了独立的文化道德与精神，才于十年后的唐太宗时代一举灭掉了突厥，成为亚洲第一霸主，创造了称雄于世的皇皇伟业。反之当世中国政府，其政策是全面倒向苏联（C。C。C。P。），搬用苏联模式，值得怀疑。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和考虑，才有了陈寅恪“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独立之精神。至于对趋炎附势的民主党派，陈寅恪当年就对其主要成员如闻一多、罗隆基，外加一个学生辈人物、且对陈氏恭奉有加的吴晗等辈不屑一顾，至于对章伯钧等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随时找机会拖着第三党“归宗”等辈更是不放在眼里。早在1953年7月26日，陈寅恪在答朱师辙诗《癸已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
屯戌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海天明月伤圆缺，岭树重楼困火汤。
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
陈诗中的墨儒名法道阴阳“六家”，无疑是暗喻中共之外的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哑羊，本是佛教语言，指不知解者。《大智度论》卷三：“云何名哑羊僧？虽不破戒，钝根无慧，不别好丑，不知轻重，不知有罪无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诤，不能断决，默然无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杀，不能作声，是名哑羊僧。”诗中首联意指中国文化中无论哪门哪派，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变成了“哑羊”。陈寅恪对此鄙视有加，且耿耿于怀。195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的杜国庠请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陈氏当场回绝并说道：“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就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陈氏此言，显然是不乐意与彼辈同流合污的义愤之举。
陈诗颔联的前半句似指此时朝鲜战争虽处于僵持状态，但仍未结束。“沉水”，即朝鲜平壤北的清川江。就在这首诗写毕的第二天，即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这首诗算是为朝鲜战争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其后的“文章唯是颂陶唐”句，讽喻当时舆论充斥着对当局和毛泽东的颂扬。陶唐，中华民族上古部族时代的古帝名，即唐尧，与舜并称上古圣明的帝王。《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当时有些身患“软骨症”的知识分子吟诗作赋，把毛泽东与古代的帝王尧舜相提并论，宣传部门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加以鼓吹，形成了一个“圣人出，黄河清”的舆论大潮。在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中，终于导致三门峡大坝的出笼，以及该坝建成后至今难以解决的历史性悲剧的产生。对于当时知识界与宣传机构联手打造的“尧舜赞歌”，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容庚（南按：抗战胜利后被傅斯年拒入北大之门的那位），对整日昏天黑地学习毛著，并且还要评选积极分子以作为一种政治荣衔等做法大为不满，容氏在中文系小组发言中慷慨陈词，质问负责人：“‘言必称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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