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方合素心。况宓近年心境日益超脱平静，但思尽力教课，余时休养自适，完成其著作。……”10月1日，吴再致梅贻琦以诉心曲，仍得梅贻琦劝勉。11月4日，吴宓致梅贻琦，决定回清华任教。11月8日，梅贻琦致吴宓函，并附聘书，信曰：“雨僧大鉴：接诵11月4日手示，备审文旌决于寒假后返回清华任教各节，校中同仁闻悉，同深汴企。兹将聘书寄上，即希察收，于应聘书上签章寄还。并请准于下学期（36年3月中）返校，毋任盼幸。匆复。敬颂教绥。……尊嘱关于尊夫人由沪返平事，已函知留沪照料员丁兆兴君洽办，并已告学淑禀达矣。”
至此，事情似乎已圆满解决，但出乎梅贻琦意料的是，吴宓再一次作了反复，停在武汉大学迟迟未得行动。内中缘由据说是吴当初答应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便觉心中有愧，对不住朋友。另在抗战胜利不久，报载胡适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消息对尚来与胡氏不睦的吴宓犹如当头一棒。对此，吴于1945年9月25日在日记中写道：“又述教育部拟扩充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统辖北京诸大学，则他日清华更非宓所可安矣。”从这段记述中，得见吴宓对胡适派的厌恶与畏惧心理。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事实，在给吴宓精神上造成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扯、阻挡了其北归的步伐。但此时清华园的大门仍对吴宓敞开，主动权仍握在吴氏手中。一晃到了1948年初，在与清华方面联系后，吴宓打算下学期弃武大奔清华园任教，遂又举棋不定，写信向陈寅恪求教。时已于清华执教的陈寅恪很快复函，略谓三条：（1）在平薪多而实不为益；（2）书宜售出，免遭兵损；（3）宜授外文系高深课程；（4）华北大局，应视两月内锦州能否坚守云云。面对陈寅恪的劝告和国共两党大军云集、兵锋正盛的北方局势，吴宓北上的脚步更加踟蹰，最终决定留下来继续观望。未久，吴宓收到青年学者金克木从北京大学发来的信函，告诉清华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并有人扬言以后不能再让他自由回到清华校园云云。至此，清华的大门已向吴宓关闭，当年的藤影荷声之馆里再也见不到吴雨僧的身影了。
吴宓迟迟未能北归的原因，与刘永济的拉拢、陈福田辈的嫉妒、胡适派挤压、陈寅恪劝告等固然有很大关系，但主要原因则是他头脑中有一个中国将出现南北朝局面的预测或称幻想。南北分野既是政治、军事的，更是文化上的分野，这个观念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即已开始。1945年3月21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吴宓于日记记载：“6—8访寅恪。寅恪亦劝宓春假往访济（南按：刘永济）等。观察情形，再定行止。又权（南按：萧公权）与寅恪均认为异日华北必入共产党掌握，吾侪只宜蛰居长江流域，则武大较宜云云。”又，同年10月10日记载“上午8—10孙贯文来，久谈时局。按中国今成南北朝之形势。河、淮以北，甚至江、淮以北，将为共产党所据，而隶属于俄；（近新疆已有争战。）南方则为国民党之中国，号称正统，（以孙中山为国父，与古昔断绝。）而禀命于美。异日纵横相斗，俄与英、美、日等国大战，中国适成战场。而分立阋墙，互攻互残。赤县古国，遂至末日，沦胥以尽。”
就在吴宓蛰居长江流域的珞珈山瞪着警觉的眼睛南北观望之际，国共两党的裂痕越来越大，终至再度同室操戈，相互砍杀起来。面对东北与中原腾起的硝烟炮火，吴宓有离开武大之意，除了躲避临近的兵祸，还有一点，即吴在武大的生活并不如意。刘永济虽热心相邀，但刘本人在武大的地位、权力有限，且不是一个办事干练有条理的人，结果弄得吴在武大的饮食住宿都成了问题。加之时局混乱，人心惶惶不安，学校当局又未把吴宓当做一盘特殊的大菜看待，搞得拥有“部聘教授”身价的吴氏在校中处境颇为尴尬，愠怒中便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念头与打算。期间，中山大学欲聘吴宓为该校文学院长，吴思虑再三，未就聘。又有到美国教授汉文或讲中国文化的机会，“然宓决定不去”。后又答应就聘四川大学，到成都任教，并与主办成都东方文教学院的王恩洋约定，到其院义务讲学，目的是从王恩洋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多年的宿愿”。1948年10月初，吴宓雇人把书籍行李悄悄运至汉口，不日即乘轮船溯江入川。结果是未及登轮，即被校方劝阻回校。
心中郁闷烦躁加惴惴不安的吴宓，在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园又徘徊摇摆了两个月，突于这年12月16日读到了老友陈寅恪携眷南归的消息，大为震惊。因南北交通中断和国民党封锁消息，此时的吴宓才知北平已经围城，傅作义部即将崩溃，解放军南下的日子已迫在眉睫，吴宓遂决心入川，以避兵祸，为民族保存文化香火于一隅之地。1949年春，吴宓收到陈寅恪自岭南大学寄来的《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诗，即吴宓所称的陈寅恪逃离北平时所作《南飞》诗与《乙丑元旦》诗二首。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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