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后经清华要好的同事特别是叶企孙劝说，遂决定暂且蛰伏下来，继续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2月，清华评议会决定吴宓于1943—1944年度休假，吴应允在休假期间考虑赴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与成都燕京大学讲学，后因“抗战期间，应加紧工作”为由延缓休假。
1943年8月4日，吴宓接到陈寅恪由桂林发出的书信，得知陈将于8月中旬携家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吴痛感在昆明经济穷迫，精神压抑，工作、生活、爱情等皆不畅快，遂决定赴成都与陈寅恪共同执教燕大。主意打定，吴宓向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拍发电报，谓：“宓仍欲来燕京。如可，祈速留止学淑。”时吴宓与元配妻子陈心一生育的长女吴学淑就读于燕京大学，准备转学西南联大，既然吴宓决定赴燕大，转学的事自然停止。由于吴宓假期一直未能批准，直到第二年的8月，教育部才核定本年度休假进修教授名单，西南联大为罗常培与吴宓，他们在休假期间可到国外大学进修，亦可在国内其他大学访学，或者躺在家中睡大觉等，听凭自愿。罗常培谢绝了闻一多、吴晗等“斗士”让其留下来共同一“斗”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应美国朴茂纳学院之聘，赴美讲学，并任朴茂纳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教授。此时吴宓结合教学所得，已写成英文本《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文学与人生》等三本著作，因无暇修订梓行，遂向梅贻琦报告，欲借休假之机完成以上三书的修订并译成中文，同时还因对陈寅恪的牵挂，决定赴成都燕大等校讲学。梅贻琦概允，但嘱在蓉“只可讲学，不可授课”云云。
1944年9月23日，吴宓由昆明出发，经贵阳、遵义、重庆、白沙，于10月26日傍晚来到成都燕大，得以与老友陈寅恪相聚一校。对于二人相见后的情形，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中这样记述道：“父亲与寅恪伯父四年多不见，感到寅恪伯父显得苍老，心里很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寅恪伯父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而战时成都的生活又何其艰难！寅恪伯父有‘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的诗句，说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严重。从父亲当时《日记》中的片言只字，也可看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入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又说：“父亲很清楚，对于寅恪伯父来说，视力是何等的重要。然而，使父亲最为忧虑和担心的事，不久还是发生了。”据《吴宓日记》载，1944年12月12日下午，吴步行至华西坝，“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而夫人与幼女亦皆病”。越二日，陈寅恪入医院治疗，因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后虽经手术治疗，但均告失败，转英国治疗亦无济于事，最终导致双眼失明。
吴宓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开设“世界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课程，以及《（红楼梦）评论》等系列讲座。吴氏的到来，为燕大增添了光彩，与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三位教授并誉为“四大名旦”。除燕大课程，吴宓另兼四川大学国文系教授，其间曾赴乐山武汉大学讲学，作《红楼梦》演讲。也正是乐山之行，使他在抗战胜利后与武汉大学结下了一段情缘。
抗战胜利之前，陈寅恪应牛津大学邀请准备前往讲学并治疗眼疾。1945年9月14日，陈氏在燕大教师刘适的陪护下，由成都飞昆明，而后由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陪同转印度飞伦敦。此时吴宓假期已满，梅贻琦力促其回昆明，吴为之心动，拟伴陈寅恪飞昆，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不慎于8月9日滑跌伤其右胯骨，并左乳突患胸疽，疮口大如酒杯，浓管集注，状如莲蓬，甚是骇人。手术后在妹夫罗清生教授家调养，既无法伴陈寅恪同行，又不得不致信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连同那个他极不喜欢的陈福田等校、院、系诸领导请假留蓉。按吴宓在信中陈述：“病愈后，即在燕京大学授课，明春或仍赴武汉大学讲课，则行李就近全可带去，嘉州山水，亦得登涉，明春随武大东下长江，兼览巫峡之胜，抵武汉后，火车直抵故都，既便且速，届时回到清华园中，追随左右，服务本校，当不至迟期误事也。宓一再反复，殊深愧疚歉，然疾病侵袭，实非得已，至祈鉴察。”如同对毛彦文的爱情一样，尽管吴宓“一再反复，深愧疚歉”，一旦时移事异，照旧是反复无常，至于愧疚不愧疚，就顾不得了。
1946年秋，清华在北平复校，吴宓没有随校北返，而是接受青年时代的“学衡”老友、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之邀，于8月20日离成都到重庆，30日由渝乘飞机抵达武昌，出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职。
此前的8月10日，吴宓致函梅贻琦，提出辞去清华教职。20日，梅贻琦复吴，表示挽留。9月2日，也就是吴宓到达武汉大学的第三天，致函梅贻琦，诉说衷肠：“……按宓以北京为今生之故乡，而清华母校学于斯，长于斯，20余载，尤为感情梦魂之所系恋，无日不思北归，他年且当毕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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