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的部分杂拼而成的，有全部是伪造出来的。我所曾将本集校样送请于省吾、唐兰、张政烺三位先生重加审定。三位先生根据照片，只从铭文拓本，指出了几件是可疑的，此外当还有可疑的器和铭。……于此可以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疯狂地劫夺我国文物，造成伪造文物风气的一斑……”尽管此时的陈梦家像一个辛勤劳作的农民，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费尽心血和汗水浇灌的瓜穰，在结出一串硕果之后突遭风暴而只收获了一个小小的瓜纽，但内心还是感到了一丝慰藉。
以此为契机，陈梦家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对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汉简进行了大规模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对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简牍形制的考察探索。直到1966年去世为止，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14篇论文，约30万字。这批论文仅发表5篇，未等结集出版，“文革”爆发，陈氏正在主持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与《西周铜器断代》两部大著也随之搁浅。直到1980年，陈梦家写就的竹简论文才由考古研究所人员整理、结集，并以《汉简缀述》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出版，在业内引起震动，认为陈氏《汉简缀述》的完成，“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开创简牍研究的新纪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陈氏对简册制度的研究，更是被后世学者誉为“既是简牍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是简牍研究的发展方向”。
正如徐苹芳称道陈梦家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且是做学问的天才一样，陈氏在研究竹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古代帛书的探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在中国大陆最早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探索的学者中，陈梦家是成果较大的一个，假如在人生旅途中再多活十年，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如举世闻名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等，对其加以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廓清历史迷雾，成以行世，其学术成就必大放异彩，为中国学人争得一世界性名誉。可惜天不假年，陈梦家没能等到这一天。
回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旧地稍微安顿并欲再度奋起的陈梦家没有想到，随着“文革”狂潮巨风兴起，整日埋头于考古所研究室内一堆乌龟壳与破铜烂铁中的他又大难来临。1966年8月，所内的造反派以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三罪”，将陈梦家揪出来批斗。所谓“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用稿酬在钱粮胡同购置的那个四合院；“作风问题”，则指陈氏早年是地道的新月派诗人，并有生活不端的绯闻，如和中央大学美术系学生、曾一度与徐悲鸿有过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后跑去台湾的孔多慈有一段纠结不清的男女关系等。而进入新社会后又拒不改造。而“学术问题”，则是罄竹难书，有抄袭、剽窃、编造、欺骗、假充内行、篡改历史、欺世盗名等，无法计算。一时间，陈梦家的人格、学问成了毛主席所说的地地道道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到了这年的8月10日前后，考古所的造反派陆续勒令以陈梦家为典型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每天上午在所内参加建房劳动，下午和晚上学习文件、写检查，并在晚间清扫厕所。据考古所年轻研究人员王世民后来说，陈当时表现态度甚好，劳动和打扫厕所不怕脏、不怕累，令人感动，也受到部分同事的同情。王世民于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经双向选择曾确定以陈梦家为导师，后来因陈划为右派，实际接触有限，但还是有十年的交往。因而，王对陈的遭遇算是知情者之一。当陈梦家“文革”受难之际，王世民因“保皇派”的罪名，也曾被驱入牛棚，与陈梦家朝夕相处，对陈的了解也就更为翔实。陈梦家在落难中的表现，王世民所言当是大体不差的。
随着“文革”武斗升级，成了“狗屎一堆”的陈梦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强迫长时间跪在地下接受批斗。烈日当头，陈梦家汗如雨下，但不准抬头起身，批斗者怀着复杂的心理和仇恨，开始往他身上吐唾沫、泼污物，并用棍棒击打头部，令其反省交代“三罪”。紧接着，他的家被抄，不惜破费万贯钱财苦心搜集收藏的明式家具、古玩器具，外加丰富的藏书、拓片、字画被一扫而空。钱烺胡同的房屋成了外来人员的暖巢，赵萝蕤的卧床也被陈梦家一位同事强行占用，陈氏夫妇被赶到一间原本是汽车库的小黑屋存身。其间赵萝蕤精神分裂症两次复发，但送不进医院救治，整日在亲属的看护下摔盆砸碗地大喊大叫。
这年8月23日，考古所的造反派成立红卫兵组织，已关入牛棚的各类“牛鬼蛇神”26人被拖出来，分别戴上纸糊的高帽在所内游行。红卫兵不时对“牛鬼”或“蛇神”们拳打脚踢，并伴以棍棒和耳光伺候，作为“鬼”首的陈梦家自是成为重点伺候的对象，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揪着脖颈拖起来继续游斗。
24日上午11点半左右，连续参加游斗“牛鬼”的红卫兵身心疲惫，加之烈日当头、暑气逼人，一个头目突发善心，下令“牛鬼蛇神”们可以回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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