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云云。同时，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搞“独立王国”。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连两次同康生单独谈话，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特别指出，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以及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后，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云云。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同时把消息透给了江青。与康生同系山东诸城籍人士且关系友善的江青闻讯，自是心领神会，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对吴、翦等辈和背后“大学阀”的讨伐，形势随之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3条罪状。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胆大包天的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两篇文章。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长篇战斗檄文。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自此，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再度提高，态度也更为激烈。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江青化名的高炬、关锋化名的何明，以及姚文元、戚本禹、阎长贵等辈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并搞出了一个“三家村”的靶子。所谓“三家村”，乃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与吴晗等三人，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陆续发表的六十七篇《三家村札记》杂文。这些文章同早些时候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的《燕山夜话》杂文，以及后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起，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吴、邓、廖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和“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老板”。又因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人不满，毛在布置力量收拾彭、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一群“阎王”的同时，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阎王殿”前臣僚的批斗全面升级。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宣称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滔天巨浪。
在这股风浪中，远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也受到指示站了出来，以全国人大代表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双重身份，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义正词严地指斥道：“当我看到报纸，听到广播，知道邓拓、吴晗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真是越看越生气，越听越起火。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我的话在肚里憋不住了。‘三家村’黑店的掌柜伙计们，我要质问你们：你们每天吃的是人民的茶饭，为什么专门干反人民的勾当？我警告你们这些坏家伙，我们大寨人和全国工农兵群众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蛇消灭干净……谁支持邓拓、廖沫沙、吴晗这伙反党分子，我们就和谁算账；谁想掩护他们，我们就揪住谁斗争。”最后，陈永贵斩钉截铁地表示：“‘三家村’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企图是永远不会达到的。社会主义是钢帮铁底铁江山，你们搬上一万年也搬不了一块半头砖。你们自己点起来的火，现在已烧到了你们自己的身上，将把你们这些毒草统统烧尽。”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半期，主要揭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同时宣布革职查办，此为著名的“彭罗陆杨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第一个被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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