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出得中南海，仍满面兴奋地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可见这个宝是压对了。听说毛主席肯定，文学艺术界的大佬们自是奋起欢呼，于是，喝彩之声铺天盖地，廖沫沙等大佬发文惊呼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为中国新文艺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云云。
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马连良山呼“毛主席真伟大”，廖沫沙等辈狂赞吴氏打破了“史”与“戏”的界限，成了无所不能的干才加天才时，远在上海的一个人，却表示了不同看法并生发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此人就是抗战期间吴晗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施蛰存。施在后来对吴晗的回忆中，先是述说了吴是自己同辈人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因此也就助长了吴的自信与骄气，如“他那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我看到后，就震惊于他的鲁莽无知。后来果然，这篇小文章成为他的大罪状”。
施蛰存时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有名的现代派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对人物的臧否有一部分合乎事实，比如吴晗的“自信与骄气”；有的则文过于实，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带来的杀身之祸，很难想象当时的施氏已具备如此精明锐利的政治头脑，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一眼就看出了吴晗“鲁莽无知”，且有倒大霉的先兆。如果施氏有这种本事，早就先于吴晗“飞黄腾达”了。要说施蛰存把自己比作料事如神的诸葛武侯，把吴晗比作不成器的阿斗或许有些不妥，但说施氏这种推断属于“事后诸葛亮”也许并不冤枉。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吴晗确是因了这几篇御用作文的发表引火烧身，触了霉头，以至酿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悲剧。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准备翻阅学习当天的报纸，以便与时俱进，再弄个海瑞的哥哥或爷爷之类的人物写一写，让毛泽东一高兴请自己到中南海撮一顿儿。只是他和那些或真心或假意的敲边鼓者如廖沫沙辈没有想到的是，晴空突然传来一声霹雳，众皆倒地，且在倒地的过程中踩破了秤砣——暗伏在不同角落里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才子加美人，早已磨刀霍霍，借机登台亮相。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围绕着海瑞这具僵尸腾跳飞舞开来。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氏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敏感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大吃一惊。文中说道：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 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应该说吴晗的这个预感是对的，未出几个月，大树梢头已响起了飓风的呼啸之声。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文化批判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了吴晗、翦伯赞两位史学界大佬的名并旧事重提，说他们是反共，是国民党，并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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