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首都所在的两浙路组成江浙行省。试想如果将湖南、江西合组一个行省，两广又合组一个行省，那么中央政府对岭南的军事控制不是鞭长莫ib.及了吗？因此元代的南向控制与文天祥的北向抗敌的思想正是“相反而皆相成也”。
如果再更详细地观察元代行省的分置过程，还可以发现，元初七省的区划完全是南下军事征服行动的直接后果，后来的11省则是根据行政管理需要，再作进一步调整所形成的。由上述情况看来，元代的分省建置并不全是“惟务侈阔”的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而是出于明确的军事、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制定的。
当然，元代这样分省只服从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唯一目的，必定要产生许多弊病，如地方无险可守，于长治久安颇为有碍；再如纵向建省，将不同气候土壤的地理区域合而为一，对农业经济发展不利；又如行省地域过大，于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很不方便，省与路之间不得不再设道一级监察区域，增加了管理层次。所以明代兴起以后，对这些弊病有所改革。但这些改革并不是放弃犬牙相入的原则，而是从另一个方面造成新的犬牙相入区域。
明初因为建都南京，南方的统治稳固，因此将元代南方三省统统一分为二，江西省回到汉豫章郡，唐后期江南西道的范围，又成了完整的地理区域；福建省回到唐后期福建观察使辖区和两宋福建路的领域；两广则因袭宋代而有所调整。此外，明朝政府又将元代北方的中书省一分为三：北平(后改北京、京师)、山东和山西。将中部的河南江北行省之地分属南京、河南、湖广三省。元代犬牙相入之区只留下陕西一省。但是明代新的犬牙相入形势又产生了。
首先是南京的建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江南的金陵(元属集庆路，明属应天府)，他的老家又在淮南的凤阳，于是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他以金陵与凤阳为两个中心，划出一个包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不同地域的大南京，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淮河和长江都是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重要分界线，宋代以前跨淮或越江的政区都是罕见的现象。元代虽厉行犬牙相入的原则，但元初的江淮行省只跨长江两岸，元中期的河南江北行省仅越淮河南北，从未出现过同时跨江越淮的政区。明代南京因为地位特殊，所以幅员很大，包括16府和四直隶州，其西北角直达今天的安徽砀山，离北京的南端不过100多公里。
南京的设置使邻省浙江相形之下显得过于局促，一共只有九府之地。于是后来将嘉兴、湖州两府割给浙江，但这样一来，却再次违背了山川形便的原则，使太湖流域分属于两个高层行政区划。而在历史上太湖流域历来处于单一的高层政区之中，从秦汉历隋唐至宋元不变。因此，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形容这一做法是如同把人腰斩一般。
南京属下的府，也同样存在犬牙相入的现象。如首都所在的应天府地跨长江南北，朱元璋以其老家凤阳置一大府，又使其领域据淮河两岸。
南京而外，还有几处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是河南省。朱元璋建立明朝是由南而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恰与元代相反。因此建立河南省的时候，故意使之有黄河以北的属地，以和后来的京师南界成犬牙相入状态。这条界线几经调整，直到解放后才由曲折状态变成直线，但河南省兼有河北地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这块地方是河南省最富庶的地区，解放初曾以之为主体一度建立过平原省。
第二个是贵州省。贵州是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分湖广、四川、云南三省部分地区所置。明代贵州省的边界十分特殊，东、南、西三面且不提，其北面省界向内凹进一大段，四川省属地如同一把尖刀直插入贵州的腹心。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遵义及其附近地区当时都属四川所有，而非贵州属县。这样划界显然是为了控制新建省的需要，直到清代雍正年间，贵州省才形成今天的完整边界。
清代省界基本上沿袭明代而来，没有大的变动，如上述贵州省界就是最重要的调整，再则只是在南京(清初改称江南)、陕西、湖广三省一分为二时确定两个新省之间的界线而已。
陕西分置甘肃省，以延安、西安、凤翔、汉中四府的西界为省界；湖广分置湖北、湖南两省，以原岳州北界为省界；都不费什么思量。只有江南省分成江苏、安徽两省则是有所考虑，并不采用历史上横向划分、以符合自然地理区域的做法，而是竖切一刀，将其分成东西两半，使皖苏二省都包有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地。这样做是为了使富庶的江南和稍次的淮南，以及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淮北能够肥瘠搭配。历史上农业经济重区的转移是由北而南，本来淮北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汉晋时期有所谓“汝颖之士利如锥”的说法。唐代以后，淮南地区发展很快，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南宋以来，江南地区之发达居于全国之首，淮南、淮北已瞠乎其后。至明代，淮河两岸灾害不断，已退而为贫困地区了。把淮北、淮南和江南地区合于一省之中，虽然有悖于山川形势，但是从肥瘠搭配的原则出发而这样做，也只能说是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