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犬牙相入原则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作为高层政区的行省，还是降为统县政区的路，犬牙相入的原则都走向了极端。
元代的路与路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就层级而言，北方许多路除直辖县外，又通过属州再领县；南方不少路则较简单，路下不带领县之州。就幅员来说，路与路悬殊也很大，大的如山西地区，只设两个半路，一路有半个今天的省那样大；小的如福建兴化路，只有两县之地。就边界而论，南方的许多路以山川为界。而河北、山东地区的路却极端犬牙交错，以至于产生许多飞地——即与本路地域不相联接的属地。
最能体现犬牙相入原则极端化的实例是行省的划界。元代行省幅员十分广阔，即使小省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之巨，而且行省长官握有军、民、财政大权，加之行政区ib.划层级既多又复杂，为了防止分裂割据现象的发生，唯一的手段只有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因此，元代的省完全一反过去汉州、唐道、宋路的划分方法，无视历来最重要的几条山川边界——秦岭、淮河、南岭、太行山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形胜之区。
例如，陕西行省越过秦岭而有汉中盆地；湖广行省以湖南、湖北为主体又越过南岭而有广西；江西行省也越过南岭而有广东；河南江北行省则合淮水南北为一体；中书省直辖地又称“腹里”，却跨太行山东西两侧，而兼有山西高原、华北平原和山东丘陵三种不同的地理区域；至于江浙行省，乃从江南平原逶迤直到福建山地。只有四川行省稍成四塞之国，但其北面屏障秦岭并不属该行省，难于养成长期割据的气候。
行省这样划分就使所有凭借山川之险的因素完全消解。因此元代行省幅员虽广，分权虽大，但是缺乏实行割据的地理基础，也就不易产生分裂局面。对比唐代的道和元代的省，我们就会发现，两个朝代的划界方法正好完全相反。唐道的分划是以横向为主，元省的分划却以纵向为重。
中国的主要山川都呈东西走向，而唐代的道是以山川形便来划分的，所以唐初的10道，大都是横长竖短，河南道由山东半岛到豫西山地；江西道从东海之滨到贵州高原，横向长度都在1000公里以上，纵向却只400—500公里，岭南道、山南道、淮南道、陇右道也都是既扁且宽。只有河东道、河北道、剑南道是既狭且长，但这也是山川所限，河东道位于太行与黄河之间，河北道为渤海和太行所限。元代分省的意愿与唐代分道相反，既要便于军事上实行由北向南的控制，又要破除山川之险，省的形状也自然与道完全相反。陕西、湖广、江西、江浙四省南北长而东西短，正与江南、岭南二道的横向布置相径庭。而中书省又把山东、山西(唐河东道)与河北合在一起，却是变纵向为横向。
后人对元代划分行省的方法，大多予以贬斥。清人储大文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平心而论，储氏此说尚未完全触及要害，他还未提到最不合理的合岭南、岭北为一，合太行山东西为一两事。而且合江南、江北为一是明代的事，元初虽一度有过，但后来已纠正。合浙东、浙西为一，本非元代之过，唐代和北宋时浙东、浙西根本未分，因此不宜说“尽废唐宋分道之旧”。同时，归州隶楚亦在唐宋而不在元。但是储氏所说因天险尽去而引起地方治安无法维持却有一定道理。
再进一步分析，犬牙相入极端化的做法虽然发生在元代，但其思想在南宋已经萌发。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已提出：“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kun捆〕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今南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今波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宋史·文天祥传》)
文天祥的建议几乎与元代南方几省的区划完全一致，这正是从政治、军事观点出发而得出的共同结论。文天祥为了北向抗敌，认为必须多头出击，又为了使“地大力众”，必须合两路为一路，所以就主张合湖南、广西为一，合江西与广东为一，合江东与福建为一，产生纵向的合并。如果横向合并，例如合江西、湖南为一，合广东、广西为一，那么虽地大力众，但却只有一个出击方向，在军事方面自然不利。
元代统治思想恰好与此相反相成，是既要实行南向控制，同时又要使行省成为地大人众的军事殖民区，因此对宋代的路也只能采取纵向合并的办法，以荆湖南北路和广南西路组成湖广行省；以江南西路和广南东路组成江西行省；以江南东路和福建路再加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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