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没有勇气去那里、去辨认那栋楼了。我已经很老了。那一天，他没让我上楼去他的办公室，但第二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家咖啡馆再次见面。他建议我做一项工作。为一些公司或者机构撰写小册子，他多多少少是那些公司或机构的推销员或者广告代理，而那些册子将会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他会支付我五千法郎。但那些文章要挂他的名字。我只是给他做枪手。他会把所有需要的资料都提供给我。就这样，我撰写了十来部小作品：《布尔布雷的矿泉水》《绿宝石海岸的旅游业》《巴尼奥尔-德-罗纳地区宾馆和俱乐部的历史》，还有一些有关约旦银行、瑟里格曼、米拉波和德马西银行的专著。我每次坐在工作台后面，都担心自己会因为厌倦而呼呼大睡。但工作做起来还是很简单，只需把贝洛-贝多万所做的笔记整理成文就可以了。他第一次带我去法国商务出版社的所在地时，我非常吃惊：那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但在我那个年龄，是不会问自己太多问题的。那个年龄的人对生活充满信心。两三个月后，我就不再有这个编辑的消息了。答应给我的稿酬他只预付了一半，但也足够我花销了。有朝一日——假如我有足够力量的话为什么不是明天呢——我也许应该去西贡街和夏尔格兰街朝圣，那是一个中立地区，贝洛-贝多万和法国商务出版社都随着那个冬天的雪一起从人间蒸发了。还是不行，思来想去，我真的没有勇气那么做。我甚至在想，那些街道是否还存在，是否已经被那些黑暗物质永远吸走了。
我更愿意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信步走到香榭丽舍大街上。如今，真正意义上的香榭丽舍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到了晚上，它们还能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也许，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依然能听见你唤我名字的声音……你卖掉毛皮大衣和镶嵌有光面宝石的纯绿宝石的那一天，贝洛-贝多万给我的那笔钱还剩下两千法郎左右。我们有钱。未来属于我们。那天晚上，你善解人意地来到星形广场街区找我。那是在夏天，跟我们与“死人头”一起在河堤路那里见面、我看见你们俩迎面朝我走来的那个夏天一样。我们去了弗朗索瓦一世街和马伯夫街街角的那家咖啡馆。他们把桌子都摆到了人行道上。天色还早。街上已经没有汽车了，能听见人们悄悄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接近十点钟的时候，我们走到了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寻思着，黑夜是不是永远也不会降临，这是不是一个白夜，不像在俄罗斯和那些北方国家出现的那种白夜。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利沃里街上的拱廊下面还映照着夕阳的余晖。这是在夏初，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去哪里呢？我们还不知道。也许是去西班牙的马略卡岛或者墨西哥。也许去伦敦或者罗马。去哪里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地方已经混在一起了。我们旅行的惟一目的就是进入夏日的中心，时间在那里停止，时钟的指针永远指着同一时刻：正午十二时。
到王宫的时候，夜幕降临了。我们在卢克-尤尼维尔咖啡馆的露台上歇了一会儿，然后继续上路。一条狗跟着我们从利沃里街走到圣保罗。然后，它走进了那座教堂。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露姬告诉我，她可以走一整夜。我们穿过兵工厂之前的一个中立地区，那几条街渺无人踪，从那里经过的人不禁要问，那里是否有人居住。我们发现，在一幢房子的二楼，有两扇大窗户亮着灯。我们坐在对面的一张长椅上，情不自禁地望着那两扇窗户。那盏电灯的灯罩是红色的，在房间的最里头，暗淡的灯光就是从那里映照下来的。我们还可以看见，在左边的墙上有一面镶了镀金镜框的镜子。另外几面墙上什么也没有。我守候着一个可能会在窗户后面出现的身影，可守了半天也不见有人在这个不知道到底是客厅还是卧室的房间出现，恐怕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应该去按门铃，”露姬说道，“我保准有人在等着我们。”
那张长椅位于在两条街的交汇处形成的一个类似于土台的地方的正中间。几年之后，我坐在一辆出租车上，沿着兵工厂去往河堤路。我让司机把车停下。我想找到那张长椅和那幢房子。我希望二楼的那两扇窗户过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依然亮着灯。可是，我差点就在几条通往塞莱斯廷会修士住的那些粗陋房屋外墙的小街上迷失方向。那天晚上，我对她说没有必要去按门铃。因为里面可能不会有人。再说了，我们坐在那里，坐在长椅上也挺好的。我甚至听见某个地方有泉水的潺潺声。
“你确定吗？”露姬问道，“我什么也没听见……”
对面的那套房间住的是我们俩。我们忘记关灯了。我们一时把钥匙弄丢了。刚才跟着我们的那条狗一定在等着我们。它在我们的卧室里睡着了，它会在那里等着我们回来，直到时间的尽头。
后来，我们朝北边走去，为了不偏离航向，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共和国广场，但是我们并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走对了方向。走错了也无大碍，假如我们迷路的话，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乘坐地铁，回到阿根廷站。露姬跟我说，小时候，她常来这个街区。她母亲的朋友居伊·拉维涅在附近有个汽车修理厂。是的，在共和国广场附近。我们每见到一家修理厂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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