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我碰到的警察比前面那个人更和蔼可亲，我觉得他问问题的方式很有意思。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把心里话说出来，而坐在你对面的某个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也听得饶有兴致。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习惯，所以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答。那些具体的问题除外。比方说：你是在哪里上学的？考兰古街的圣-万桑·德·保罗女子学校以及安托瓦娜特街的市镇小学。于尔·费里高中没有要我，这件事难以启齿，但我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他坦白了这件事。他朝我俯下身子，仿佛想安慰我似的，声音温柔地对我说：“于尔-费里高中活该倒霉……”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好想笑。他朝我微笑着，直视着我，目光跟我母亲的目光一样炯炯有神，但他的目光更温柔，更加专注。他还问了我的家庭状况。我感觉自己放心大胆起来，我终于把少得可怜的家庭情况告诉他：我母亲原来住在索洛涅的一个小村子里，红磨坊的经理福克雷先生在那个村子里有一处房产。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母亲年纪轻轻来到巴黎的时候，就在红磨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我是在索洛涅出生的，但我们从来也没有回去过。母亲常常对我说：“我们已经没有屋架了……”他听着我说话，有时还做些记录。而我，我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把这些少得可怜的细节和盘托出的同时，我自己也如释重负。那些事情说出来之后，跟我就不相干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看到他做记录，我觉得轻松自如了。倘若所有那一切都白纸黑字地写了下来，那也就意味着都结束了，就像人死了会在他的坟墓上刻上名字和日期一样。我滔滔不绝地越说越快：红磨坊，我母亲，居伊·拉维涅，于尔-费里高中，索洛涅……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说话。所以这些话语从我这里脱口而出时，那是何等的解脱啊……我的一段人生结束了，这段人生是命运强加到我头上的。从今往后，将会由我本人来决定我自己的命运。一切都会从今天开始，为了毫无羁绊地一往无前，我更愿意他把刚才所做的记录一笔勾销。我准备跟他说一些其他的细节和名字，跟他说一个想象中的家，一个我梦想的家。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母亲来警察局接我。他跟她说事情不严重。他一直用他那专注的目光凝视着我。未成年流浪，在他们的事件记录簿上就是这么写的。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先前，他问我在哪里上学时，我忘记告诉他几个月来我上的是另外一所学校，路程要更远一些，跟这个警察局在同一条道上。下课后我在学校的食堂里等着，母亲在黄昏的时候来接我。有时，她来晚了，我就坐在土台的一张凳子上，等着她。就是在那里，我发现这条街道两边的街名并不一致。那天晚上，她又来接我，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但这一次不是到学校接，而是在警察局里。这条有着两个名字的怪街，似乎想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母亲时不时地偷偷瞄一眼出租车的计价器。她叫司机在考兰古街的街角停车，当她从钱夹里掏出那些硬币时，我知道了那些钱正好够付车费。剩下的路程我们自己安步当车。我走得比她快，让她跟在我身后。然后，我又停下等她跟上来。在那座俯瞰公墓的桥上我们可以看见下面我们住的那栋房子，我们在桥上停了很久，我感觉到她缓过气了。“你走得太快了。”她对我说道。今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当时可能试图带着她从那狭窄的生活圈里稍稍往外走出来。假如她没死的话，我相信我可以让她看到别的天涯。
随后的那三四年里，我常常走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街道，可是我越走越远了。起初，我甚至不会走到布朗西广场。我只是围着那一片房屋兜圈子……最先是那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电影院，在离我们所住的那栋大楼几米远的大街的一角，在那里，每天晚上十点钟电影准时开演。放映厅里空空荡荡的，只是在星期六例外。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些遥远的国度，譬如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我并不关心电影情节，只对那些如画的风景感兴趣。走出电影院后，在我的脑海里，亚利桑那和克里希大街奇怪地融为一体。熠熠闪亮的招牌和霓虹灯的色彩跟电影中一模一样：橘黄色，祖母绿，夜蓝色，土黄色，色彩太强烈，让我总感觉自己置身于电影或者是在梦中。美梦，还是噩梦，要看具体情况。开始时是噩梦，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敢去更远的地方。那倒不是因为我母亲。假如她撞见我深更半夜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她也只会批评我一句。她会声音平静地叫我回屋去，好像对我那么晚还在外面瞎逛并不觉得奇怪一样。我觉得我走的是另外一条人行道，黑魆魆的那一条，因为我觉得从那边走的话，母亲对我就鞭长莫及了。
他们第一次把我抓走时，是在九区，在都外街的街头，在那家通宵营业的面包店里。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我站在一张高高的桌子前面，吃着一块羊角面包。从那一刻起，这家面包店里总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大都是从对面的咖啡馆里过来的，无忧咖啡馆。两个便衣警察进来检查身份。我没有身份证，他们想知道我的年龄。我想告诉他们实情。他们把我和另外那个高个子金发男子弄进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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