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方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早在远古，这里就有尚武的传统。云南沧源崖画中就有原始部族的盾牌舞。与北方大草原少数民族以骑射为主的武术风格不同，由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生活在沟深岭高、林密草茂、水流湍急的山区，这种生活环境突出地要求以短兵为主的个人技术。因此，南方少数民族有着相当发达的短?兵器格斗技术，如景颇长刀、苗族和壮族尖刀、彝族短体插刀和波长剑、傈僳族弯尖刀、崩龙袖锤、傣族和阿昌等族的铁齿等，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各种武术舞蹈，如苗族的盾牌舞、彝族的刀舞、景颇族的刀舞等。
武术也是这些少数民族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宗教祭祀和娱乐活动。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有着十分古老的文化，流传着一种受藏族本教(黑教)影响的民族宗教——东巴教，有一套极为发达的祭祀舞蹈“东巴舞”(也叫“东巴跳”)。东巴舞有用纳西象形文字记录的舞谱“蹉模”，在祭祀活动中，由教里的祭司“东巴”，在锣、鼓、铃等乐器的伴奏下，依谱起舞。东巴舞使用的舞具有刀、弓、箭、降魔杵和法杖等，有着十分丰富的武术动作。跳舞者头戴“五佛冠”或尖顶法帽，身着大面襟长袍(四面均开口)，白绸长裤，颈挂念珠，腰系彩带，脚踏方头黑皮靴，舞姿刚烈而神秘，连贯流畅，很像套路武术。动作中有架剑、剑擦扁铃、虎爪、转腕剑花、冲剑、抛剑、劈剑、跪踢腿、蹉步、大鹏亮翅、跪地背剑等。
湘西土家族有一种与祭祖活动有关的舞蹈“摆手舞”(土家语叫“舍日巴”)。在这种舞蹈中有一种历史悠久的“战舞”，是表现土家人战斗场面的。手执武器或战旗的“战士”列队而行，反复变换队形，时而并排而进，时而相对而行。行进中，他们斜握武器，或行进，或交锋，都在整齐的节奏中以三摆一跃的基本步伐进行。武器交锋时，呐喊声震耳欲聋。这种队列变化和基本舞法，称为插花摆。战舞中还有“空.手斗虎”、“弯弓射放”等动作，威猛雄壮。
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将武术称为“烦整”。早在东汉时，就有了武术和气功结合的幻术(《后汉书·西南夷传》)。唐代时有名为“白衣没命军”的傣族军队，每年秋收后集中起来习武。明代的《滇小记》记载，傣人“无定居，聚则为军，散则为民”，骑象打仗，极为英勇。他们可以在数十步外，飞镖取人，发无不中。自明代以来，傣族在借鉴汉族武术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内容非常丰富的傣族武术，包括耒晃(棍术)、耒母(拳术)、耒腊(刀术)、耒腊溜(单刀)、耒腊过(双刀)、耒铁喜(暗器)。傣家既爱武术，又善跳孔雀舞，于是优美的孔雀舞中也融入了许多武术动作。每逢“泼水节”和其他节日，傣族青年们就在芒锣和象脚鼓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文武交融，相得益彰。傣族武术腿法较少，手法以掌、拳、空心拳为主，步法多为弓、马、跪步，武术动作的节奏鲜明，常有突快突慢的变化。
生活在广西的壮族也有内容丰富的武术，如阴阳拳、猴拳、单拳、耍拳、围刀、什刀、滚双刀、双扣棍、演木棍、双头棍、两节棍、四门棍、壮族流星、壮族绳标等。在明代抗倭斗争的英雄行列中，还有一位英勇善战的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公元1498—1555年)。瓦氏夫人是明代田州(今广西田阳)土官岑猛的妻子，由于当地民俗重武，瓦氏夫人不仅练就了双刀绝技，而且谙熟兵法，有谋略。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丈夫和儿子相继去世，瓦氏夫人亲自管理州政。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奉朝廷之命亲率6000多名壮族士兵，开赴江浙前线，在俞大猷的指挥下对倭作战，治军极严。在著名的王江泾大捷中，与俞大猷的部队，直捣敌人老巢，歼敌3000余人。每临阵，她都亲自挥刀出战，所向披靡，屡建奇功，江南人称赞她“花瓦家，能杀倭”。
生活在台湾岛上的高山族人民，从16世纪起，就同入侵的日本倭寇、荷兰殖民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很强的尚武精神。他们在打仗前，有跳战舞、唱战歌的习俗。战舞有挥手、蹈足、挥刀、顿足和其他一些剽悍的动作。一是为了熟悉战斗技术，二是为了增强集体的凝聚力，作战中密切配合。
武术也是居住在西南的少数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早在秦汉时，生活在青海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羌族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武术，称为“羌术”。公元前112年，匈奴联合羌人攻汉，在与汉朝军队的战争中，羌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盛唐时期，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并与唐王朝联姻。文成公主进藏时，带来许多武士，也促进了藏族武术的发展。藏族在吸取了羌术和中原武术因素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发展出了独特的藏族武术“拳巴”(也叫“则娄”)和气功术。
在藏历新年和预祝农业丰收的望果节等节日期间，都有武术表演。这时，武士们高举“达达”(拴有哈达的木杆)，绕场一周，然后进行角力、斗剑、射箭等比赛，胜者可获哈达一条、绸缎三方。在天旱求雨等祭祀活动时，草原上数十里的牧民，在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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