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太极大师陈鑫对于古人的习武练功有这样一段话：“理不明，延明师；路不清，访良友；理明路清而犹未能，再加终日乾乾之功，进而不止，日久自到。”(《太极拳谱》卷十三《陈谱：清末陈鑫太极拳论著》)这段话道出了学习武术最重要的三件事，一是要拜高明的老师，授业解惑；二是要结交武友，切磋技艺；三是勤学苦练，自我完善。
(1) 拜师访友
中国古代武术有许多门派，武林中实行家族式的封建宗法管理形式，对徒弟来说，他要拜的是“师父”，而不是仅有一技之长的“师傅”，拜师收徒意味着此后徒弟要“事师如父”，而师父则要“视徒如子”。对于有志武学的习武者来说，择师是踏上学习武艺的第一步，决定着能否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习武者如果择师不当，就会像《水浒传》中的史进一样，在遇到名武师王进以前，虽然跟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习武，最终却发现“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或者像前面提到过的与魏文帝曹丕以甘蔗为剑比武，狼狈败下阵的奋威将军邓展一样，得不到剑技的真髓。
中国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代代宗师巨匠之所以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武技境界，是与他们善于择师、勤于学习分不开的。如著名武术著作《手臂录》的作者，武术家吴殳就是投师到了明末武术家，精通枪法的石电(？—公元1635年)(字敬岩)门下，技艺才突飞猛进的。同样，前面提到过的杨露禅从师于陈氏太极大师陈长兴，李飞羽从师于形意大师戴文雄，为他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们常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形容古代文人的为学之道。其实，古代习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古代习武者有着从师学到一定程度后，离师出游，寻访天下名师，以武会友的习俗，正像一句武谚说的“一处磕头，百处学艺”。这种武术“游学”对于习武者技艺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之所以要“百处学艺”，不仅是由于中国武术文化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拳种功法因地而异，而且当时社会的通讯手段不发达，一个人想博采众家之长，就必须跋山涉水，四处求学，还因为武术的许多精妙之处不可言传，非得面对面的示范教学，切磋讨论才能悟得其中三昧，正如太极拳家陈鑫所说：“每一势拳，往往数千言不能罄其妙，一经现身说法，甚觉容易。”(《太极拳谱》卷十二《陈谱：清末陈鑫太极拳论著》)
中国古代练功习武者这种“游学”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开始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携剑周游列国的武侠，人称“游侠”。这些人身怀绝技，豪气冲天。他们之所以四处漫游，固然是为了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也是为了寻师访友，切磋武技。如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的悲壮诗句.，行刺秦王的荆轲在遇到燕太子丹前，就曾到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又到邯郸与剑侠鲁句践比武(《史记·刺客列传》)。寻师访友，四海为家，这一中国武术优良为学之道数千年来，一脉相承，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集大成的武术巨匠。这种游历四方的学习方式，不仅使习武者避免了“近亲繁殖”对武术发展的不良影响，而且使他们了解社会，了解人民，从而使武术与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料。同时，也使武术在各地的平民百姓中传播开来。所以，中国武术史上许多著名的武术家都来自社会底层。如前面提到过的形意大师李飞羽曾是菜农；八卦掌武术家山西的车永宏，幼年家贫失学，给有钱人当车夫；八卦掌武师河北的尹福(公元1841—1909年)早年在京城学做剪刀，后以卖烧饼油条为业，从师董海川学艺后，在朝阳门设馆授徒；著名的义和团首领和梅花拳拳师赵三多(公元1841—1902年)，青年时以贩碗为业；“大刀王五”王正谊(公元1844—1900年)，12岁在烧饼铺学徒，艺成后开镖局和教武；形意拳武师河北的李存义(公元1847—1921年)，出身贫困，曾以帮人赶车为生，从师刘奇兰习武，艺成后开镖局并收徒教授武术；河北深县的八卦掌武术家程廷华(公元1848—1900年)，是京城的眼镜匠。
(2) 武术歌诀
古代武术没有教科书，人们练武的文字依.据是拳谱。拳谱记录着拳势名称及用法，一句或两句一势，一般为七言或五言句。拳谱对于武术传习固然很有价值，但普及性却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能够读懂拳谱的必须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如《武编》的作者唐顺之就存有《温家拳谱》，晚年尚能背诵拳名10余势。可是在中国古代，无论是传授武技的武师，还是习练武术的学生，大都是文化程度较低，甚至目不识丁的社会下层人物，且不说拳谱数量很少，大多数人与之无缘，就是有了也看不懂。为了便于传习，中国的武术家们除了从大量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了许多武术歌诀，如“拳诀”就是其中的一种，包括习练各门拳法的拳势要领、技术动作标准、拳路的用法要义等。凡是比较成熟的武术门派，一般都有自己的拳诀和拳歌，如《拳经总歌》、太极拳的《打手歌》、《十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