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干戈碰撞的电闪雷鸣中拉开帷幕的。大禹的儿子启，改变了过去禅让方式确定首领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奴隶制国家夏(约公元前21世纪一前16世纪)。这种做法立刻引起了东夷部落的强烈不满，在首领伯益的领导下，起兵反抗，爆发了夷夏战争。后来，伯益战败身亡。启为了镇压东夷的反抗，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把他的军队集中在大乐的旷野里进行击刺练习(《山海经·海外西经》)。东夷族善于使用弓箭，有很多神箭手。古代神话中有名的英雄，曾经弯弓射落过九个太阳的羿就是他们后来的首领，在夏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羿率领着他的神箭手们又与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从此，战争就成为促进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武术的发展与战争形式的变化、兵器的演进、战术的更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后期开始一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作战的主要形式是车战。军队由车兵和步兵组成，车兵是作战的主力。战车由两匹或四匹马拉着，车上有三名武士，站成一个“品”字形。位于中间突前位置的是驾车的御者，由善于驾驭战车的武士担任。站在左方的是射手，也是车长，拿弓搭箭，负责较远距离的杀伤；右侧的武士是击刺手，拿着长矛，等到与对方的战车相接时做近距离的搏杀。由于在车厢里作战，车上的武士们走动较少，披挂的铠甲也比较重。在战车后还尾随着一定数量的步兵。军队的骨干都是贵族子弟，士卒由自由民充任。在打仗时，奴隶也有从军的，但只能充当徒兵或服一些杂役，不在正式军队编制里。
古代的战车大而笨重，一辆车加上四匹马至少占地九平方米。车轮很大，直径大约有1.2—1.6米，但是车厢却很小，还不到半平方米。为了增加战车的稳定性，采用延长车轴的办法。由于车轴很长(近三米)，交战的双方战车相错时，至少要有1.6米的间距才不致于撞车。这样，车战中的兵器必须有相当的长度才能击到对方。于是，战车上配置的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都有令人吃惊的长度，其中酋矛20尺(约4.3米)，夷矛24尺(约5.25米) (《周礼·考工记》)。在后来出土的一些随车兵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戈、戟、矛的长度约是人身高的两倍多。
古代的这种车战促进了长兵器的运用。但是，由于兵器过长，又受到沉重的铠甲和窄小的车厢的限制，不可能发展出比较复杂的兵器使用技术。在这一时期，一般来说，谁的力量大，蛮劲足，就能打败对手。因此，这时武艺训练主要是力量训练。另外，车战还大大促进了箭术的发展。与长而笨重的矛戟相比，弓箭在车战中的作用变得非常突出。由于车辆比较笨重，难以运转灵活；四匹马驾车，也很难操纵自如，达到很高的速度；再加上一乘车有四马三人，目标很大，既可以射人，又可以射马，在双方阵列相接之前相当远的距离弓箭就可以发挥威力，杀伤敌人，使敌人仰马翻，阵脚大乱。但是由于射手是站在颠颠簸簸、摇摇摆摆的战车上举弓发射的，要射得既远又准，必须经过严格训练。于是，射箭训练成为商周时期(周代：公元前11世纪一前771年)军事武艺训练中最重要的内容。上至天子，下至普通平民，无人不练习射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射箭活动。不论是祀天祭祖，还是诸侯来朝，欢宴群臣，都有各种形式的射箭比赛，叫做“礼射”。在这些射箭比赛中，天子和他的属下们在鼓乐的伴奏声中，按照复杂的仪式张弓射箭。乡野中的平民也有一年一度和两年一度的射箭活动，叫做“乡射”。西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也把射箭列为必学的“六艺”之一，要求贵族子弟从15岁就开始学习。射箭课要求很严格，既要射得有力量，又要准确，还要掌握五种不同的射法，即白矢(射透箭靶)、参连(三箭快速连续发射)、剡注(水平箭)、襄尺(射时手臂平稳不动)和井仪(四箭命中箭靶并且射成井字形)等(《周礼·地官·保氏》)。周朝社会尚武的风气很浓，谁家生了男孩，也要用射箭来表示祝福。成年男子如果不会射箭或射得太差是十分丢脸的事，宁愿以身体不适来推托，也不能说自己不会射箭。就是年纪已大的老者，每年元旦，还要到乡学与众人聚在一起，练习射箭，给青年人树个榜样(《礼记·王制》)。整个社会有浓厚的尚武之风。因为当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祭祀和战争了，就像西晋时能文能武的学者杜预在给春秋时的史书《左传》做注时说的“国之大事，在祀和戎”(《春秋经传集解》卷十三)。孔子也说过，如果不教老百姓军事技术，就等于抛弃他们。(《论语》卷十二)
与古代武术有密切关系的舞蹈在周代进一步发展，有了文舞和武舞的区分。武舞实际上是一种使用武器的操练，主要在军队中练习。士兵们手拿着武器，排成整齐的队列，舞姿粗犷，气势磅礴(图1)。在周朝贵族子弟学习的六艺，即“礼、乐、射、御、数、书”中的“乐”就有武舞的内容，如15岁的男孩，就要学一种名称叫“象”的武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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