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药物学的奠基之作。
汉魏时华佗的弟子吴普著《吴普本草》，该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兼收并蓄，载药441种。书中引用大量古文献，反映出汉末魏初尚可见到托名神农、黄帝、歧伯、雷公、桐君、扁鹊、医和等所作的各种本草著作或文献。其书对后来的本草著作影响很大，大约在北宋时亡佚，清代有据《类证本草》、《太平御览》等书中所录的《吴普本草》的辑复本，并留存至今。
南北朝时梁代陶弘景鉴于《神农本草经》经传抄之误已是“三品混糅，冷热舛〔喘〕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因此对以前的药物学做了总结，撰成《本草经集注》。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句容)人。博学多才，奉佛、道两教，隐居于句曲山，自号华阳陶隐居，但又关心朝政，朝廷有事又常去向他咨询，故人称“山中宰相”。他著述颇多，范围很广。在医学方面对本草、方治、养生等颇有贡献。《本草经集注》载药730种，使《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的内容得以存留于后世。《名医别录》是魏晋以来医家，如李当之(著《李当之药录》)、吴普等增补《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又称《名医副品》，共365种。《本草经集注》改进了药物分类的方法，基本上是依据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类。凡《神农本草经》原文，均用朱笔写；增补内容用墨笔写，使《神农本草经》保留了原貌。该书在本草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唐代我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比欧洲著名的《纽伦堡药典》要早800多年，这就是《新修本草》，简称《唐本草》。《新修本草》载药850种，图文并茂，分正文、图和图经三部分。正文记述各药性味、主治、用法；图是在编辑该书时经广泛征集来自全国各地药物形态图及文字说明；图经内容是药物的形态、采集和炮炙方法。唐以后正文部分均收录在《证类本草》等书中，图及图经部分则早已亡佚。《新修本草》问世后，很快就传入朝鲜和日本等国，可见其在国内外影响之大。至清代自日本仁和寺发现该书十三四世纪抄卷子本残卷，由是《新修本草》的大略面目才重新见世。
《新修本草》之后，民间本草著作以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与李珣的《海药本草》最有影响。李珣，字德润。梓州(今四川三台)人，祖籍波斯。李家以经营香药为业。《海药本草》是一部以海外传入药物为主的本草书。二书均佚，大部分内容被其他本草书所引用而得存。
宋代朝廷曾两次组织学者修订本草，即《开宝本草》，载药983种；《嘉祐本草》，载药1082种。《嘉祐本草》编修过程中，朝廷诏令全国，征集150余个州郡所产的药物标本及图形，由苏颂主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绘刻的药物图谱——《本草图经》。其书实用性很强，遗憾的是也早散佚，其主要内容保存在《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中。
这一时期以个人努力编集的本草书要数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最有成就。唐慎微，字审元，世医出身，专心医业，不愿为官。为人看病不论贫富贵贱，有请必往，且治病多不取报酬，只求索名方秘录，读书人凡从经史子集诸书中发现有关医药的记载都愿笔录送给他。因此他在广泛采集的基础上，终于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证类本草》载药1746种，“旁摭经史，至仙经道书，下逮百家之说，兼收并录”。集宋以前中药之大成，其规模与学术价值超过了唐、宋两代朝廷组织编修的任何一部药典。李时珍曾认为：“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可见唐慎微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证类本草》刊行后，曾数次被朝廷修订后颁行全国，如《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等。
《本草衍义》是宋代又一部很有影响的本草著作。为寇宗奭〔shi是〕所编撰。寇本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县吏，很重视药物学研究。其书收载常用药物460种，对药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等详加论述，多有发明，后世临床家很重视该书。
金元时代本草著作的特点是结合临床实践，论述常用药物。规模小，但其学术价值却不可低估。如张元素的《珍珠囊》，创立了升降浮沉与药物归经的理论；李东垣的《用药法象》，提出了“时、经、病、药”四禁的用药准则，即依季节、病位、病情、方药特性所定的用药宜忌。还有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王好古的《汤液本草》等也较有影响。
明代个人编撰的本草书最多，如王节斋的《本草集要》、陈廷采的《本草蒙筌》、倪纯宇的《本草汇言》、朱橚的《救荒本草》、兰廷秀的《滇南本草》、缪仲淳的《本草经疏》等各具特色。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巨著的规模、学术成就及国内外影响均可称空前绝后。《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附药图1000余幅，药方11000余首。该书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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