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像其他学科一样，与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它在不断地进步，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要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王朝说起。
夏、商两代是我国奴隶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时代，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都有着突出的成就。特别是起于夏末、盛于商周的青铜文化，以及殷商业已成熟的甲骨文字，标志着我国高度的古代文明。自然在医药方面也会有一些进步。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发现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明确的分类，所涉及的范围已包括今天的内、妇、儿、外、五官等科疾病，疾病名称有20多种。有些病名的发明在医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如对龋齿的记载就是有关该病的世界最早记录。当时有“疾年”的说法，指多病之年，是有关流行病的最早记录。在治疗疾病的药物和方法上，也有一些经验积累。但夏、商医药学发展比较缓慢，与生产、文化的突出成就极不相称。其直接原因是夏、商时代的医疗活动是控制在巫师手中的。巫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商已成鼎盛之势。他们被认为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可以参与包括国家大事在内的一切社会事务，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在万事求助于巫的时代，巫、医一体的“巫医”自然也应运而生。巫医之所以能取信于人，是因为他们在巫术的掩饰下，也施行医药治疗。《山海经》就有关于巫师们常采药于灵山及“操不死之药”的记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批简帛医书，共14种，三万多字。书中对有关经络、脉法、医方、养生、胎产等知识，无不涉及。据考证，这些医书为春秋至秦、汉之际各时期著作。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迄今发现的有关经络的最早文献。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尚能见到先秦的医著中医经有七家，计216卷。然而后世仅存《黄帝内经》一家，18卷。这就是至今仍被奉为医宗正典的《灵枢》和《素问》，各九卷。《黄帝内经》证明我国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两千多年来，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尽管在不断地充实和发展，但皆未离《内经》其宗。《内经》全面地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则、治法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理论，皆宗于这些医学经典。它反映了中医学整体的、宏观的学术特点，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依据。《黄帝内经》有很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所以它既不可能是孤立产生的，也不可能是历史上第一部医学理论专著。《内经》中引用了很多古代医学文献，其中明确书名的就有20余种。这是失传的先秦医籍的重要线索。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代学者分歧很大，较为客观的意见是，《内经》约问世于战国时期，其后在不断传抄过程中，经秦、汉医家综合、充实而成。ib.
现存的另一部很有影响的医学典籍是《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旧唐书·经籍志》称此书为秦越人所撰。但历来大多数学者经考证反对这一说法。从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曾参考该书，说明至迟在东汉时《难经》已流行于世。从其内容看，明显是以《内经》的理论为基础，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命门、三焦、奇经等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显然该书是著述于《黄帝内经》之后，但也不会晚于两汉。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像《内经》一样，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家的经验结晶，最后成书于东汉。它总结了先秦、两汉的药物学成就，以后历代的本草著作都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来。
东汉时最重要的医学成就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问世。他在以往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以“六经辨证”论治伤寒病(外感热病体系)；以“脏腑辨证”论治杂病的诊疗思想模式，形成了理、法、方、药密切联贯的辨证论治体系。《伤寒杂病论》是历代医家必须研读的医学典籍。此外，东汉的另一位名医华佗的麻醉术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对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晋至唐，医学有了全面的发展，对临床医学尤为重视。晋代针灸学与脉学的发展较为突出。王叔和搜集了前代医家的有关诊脉方法的阐述，结合个人临证经验，著成《脉经》10卷，把脉象归纳为24种，明确了切脉诊病的方法，使后世脉学研究有所依据。皇甫谧〔mi密〕所著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由于该书以切合实用、便于掌握为宗旨，故对普及和发展针灸学做出了贡献。《甲乙经》后来还传到国外，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隋朝医家很重视对病因、证候学的研究。巢元方等人所著的《诸病源候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书论述了1700余种病候，成为后世病名研究的模式。如妇产科疾病，就分为妇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五类，几乎包括了现在中医妇科的所有病症。对流行性传染病、寄生虫病，甚至某些过敏性疾病，都有一定的认识。对消渴(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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