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朱厚熜
嘉靖 | 世宗 | 六十岁 | 十五岁 | 四十五年 | | 朱载垕 | 隆庆 | 穆宗 | 三十六岁 | 三十岁 | 六年 |
| 朱翊钧 | 万历 | 神宗 | 五十八岁 | 十岁 | 四十八年 |
| 朱常洛 | 泰昌 | 光宗 | 三十九岁 | 三十九岁 | 一个月 |
| 朱由校 | 天启 | 熹宗 | 二十三岁 | 十六岁 | 七年 |
| 朱由检 | 崇祯 | 思宗 | 三十五岁 | 十七岁 | 十七年
注：建文帝生死不明，故享年无法计算。英宗朱祁镇曾被俘，后复辟，故有两个年号，在位时间合并计算。
明中叶，也成为转折时期。
变化是同时代人自己感觉出来的。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王可立，便在他所著《建业风俗记》中这样描述：正德以前南京的民居房屋矮小，厅堂大多在后面，即便有雕梁画栋也风格简约。嘉靖末年则不要说士大夫，就连普通百姓盖新房都要大兴土木豪华装修，奢侈程度令人瞠目。
文明礼貌则成为稀缺资源。过去在南京城，哪怕陋巷中或城乡接合部，也随处都能遇到质朴俊伟的忠厚长者、知书达理的翩翩少年。嘉靖末年却只见纨绔恶少飙车打马，即便路遇尊长也不避让致敬，全然不知礼数为何物。
女人也今不如昔。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正德之前南京民风淳朴。妇女深居简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而以烧饭酿酒针线女红为常。嘉靖之后则纷纷浓妆艳抹招摇过市，着装无异于娼妓。她们对时尚的追求也由过去的十年一变，改为两三年就要花样翻新。
一言以蔽之：骄奢淫逸。
北京也好不到哪里去。万历二十年的进士谢肇淛（“浙”的异体字）在《五杂组》中不无讽刺地说，那个地方只有四种人多：宦官多于绅士，女人多于男人，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早已不复为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地。
这恐怕完全在朱元璋意料之外。
朱元璋是个发达后不忘本的人。他崇尚勤劳俭朴，厌恶奢靡和懒惰，反对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进贡奇珍异宝只能让他愤怒，穿新靴子在雨地里走则会挨骂。这位开国皇帝跟所有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样，不希望身后出现败家子。
当然，更不允许有人偷他的钱。
实际上朱元璋父子发明和重用厂卫，尤其是让太监掌管特务机构，未尝没有反腐倡廉的初衷。他们认为，宦官没有子孙后代，皇宫就是自己的窝，哪有自家偷自家？可惜他们忘了，宦官是家奴不是家人，没有义务帮你省钱，帮你进行廉政建设。就算不敢贪污，难道还不能索贿受贿？
结果，那些牧羊犬变成薅羊毛最多的。
腐败总是与奢靡关联。何况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帝国已经相当富足，没必要大家都节衣缩食。毕竟，俭朴不等于简陋，清廉不等于清贫，排场却能体现官家的威严。只可惜什么叫合理消费，什么叫铺张浪费，从来没有界线。
新的理论开始产生。
正德和嘉靖年间的上海人陆辑就极力为奢侈辩诬。依照他的观点，消费不等于浪费，俭朴反倒多因贫穷。节约也并不能致富，最多只能保证贫困户不至于破产，富足天下却得靠拉动内需刺激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奢侈品消费恰恰有这种作用，富裕地区的人民则既会生产又会生活。
这当然可以从长计议。实际上，有张扬的恶俗，有低调的奢华，有无聊的铺张，有雅致的精细，奢与俭其实没那么简单。财富和资本没有去向，不能用于改善民生、科技创新和扩大再生产，只能用于穷奢极欲，才真是大问题。
观念变了，也才是最重要的。
民间用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比如宋元以来就已经有了的“营生”和“生计”等词汇，到明代便明确包括商业在内，“做生意”也逐渐成为贸易活动的专有名词。
这可是全民共识：生存是要经营和运作的。
难怪武宗要在皇宫里开个店铺了。
京师风气之变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谢肇淛自己说的：帝都所在，万国来朝，交易皆四远之货，奔走皆五方之民。本地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当然活成那个样子。
现在很清楚，农业帝国并不排斥商品经济，统治模式也非一成不变，因此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可能改变，尤其是在最高当局不管事的时候，以及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比如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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