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贡献和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取材广泛，网罗宏富。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凡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图书资料，他们都尽量找来参考。据有关学者考证，《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多达300多家。在他们参考引用的大量图书史籍中，不少是今天已经散失或亡佚不存的。正是由于《通鉴》的引用，才保存了其中若干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唐人柳芳撰有《唐历》40卷，记叙了隋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到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历史。司马光以它为根据来考订史料真伪，因此，《通鉴考异》中有100多条征引了《唐历》。可以说，这部原书已经失传的史籍，实际上还保存在《资治通鉴》中。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也有类似的情形。除了以官修的正史和实录为主而外，司马光敢于突破传统史学的狭小眼界，以客观征实的精神，博采兼收保存在民间的各种资料，表现了卓越的识鉴和非凡的勇气，这是《通鉴》所以能够取材广泛网罗宏富的重要原因，也是《通鉴》比别的书记事更加翔实可靠的依据。《通鉴》还继承了《史记》略古详今的优良传统，越往后，记事越详细。其史料价值也是后大于前。因为越往后，存世的史料越丰富，考订取舍编写定稿也就越困难。据近代学者章炳麟研究，《通鉴》西汉部分全采《史记》、《汉书》，东汉部分十之七八取自《后汉书》，魏晋至隋采自正史的资料也有十之六七，唐代采自正史的资料还不到一半。正是因为《通鉴》唐代部分的史料价值很高，所以，它能和《新唐书》、《旧唐书》鼎足而三，研究唐代历史的人不能不读《通鉴》。
自著“考异”，说明取舍，这是《资治通鉴》的一个创造。《资治通鉴》参考和采用的材料非常丰富，有时记叙一件事，要参阅四五种乃至更多的不同记载。那么，怎样考订真伪异同，怎样决定取舍呢？以前的史学家只是自定取舍，并不说明依据和理由，使后人往往无法考查。作风谨严的司马光则不同，为了说明各种资料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以及辨别是非决定取舍的理由和依据，他把这些考订成果综合整理成一部《通鉴考异》。司马光自著《考异》是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对后来的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我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尊重历史，不诬事实，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特点，也是它优于某些正史的地方。在司马光以前，许多人倡导正闰论，人为地把分裂割据时代同时存在的政权区分出正统与非正统来。司马光根据历史实际，批驳了正闰论的虚妄不实，他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之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通鉴》卷六十九“臣光曰”)这种据实写史的态度，使《资治通鉴》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真实。为使最高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通鉴》一书比较偏重于政治史。对于国家的兴亡，政治的好坏，君主的贤愚，官吏的忠奸等，《通鉴》写得很多。对许多有作为的皇帝的丰功伟绩，《通鉴》写得很详细。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通鉴》也揭露了一些封建帝王荒淫无耻、残忍暴虐、误国害民的罪恶事实，有些地方写得相当生动具体，淋漓尽致。这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正史中是不易读到的。《通鉴》对历次农民起义的爆发、经过情形、起义的领袖人物等，往往也有比较客观翔实的记载。拿唐末黄巢起义来说，《通鉴》的记载就比新旧《唐书》的记载要翔实可靠得多，比较客观地再现了这次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生动画面。司马光虽然是站在“讨贼”的立场上来记述农民起义，却如实写出了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向披靡、唐王朝惊恐不知所措的情状，如“黄巢前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黄巢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如此生动写实的记载，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讲，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通鉴》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矛盾，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能够注意揭露某些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如后晋高祖石敬塘丧权辱国甘当儿皇帝的罪行等。对劳动人民反抗异族侵扰的斗争，《通鉴》也有不少记述。上述所有这些，都说明《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是十分宝贵的。?
熔铸百家，言简事明，是《资治通鉴》的显著特点之一。虽然它取材广泛，网罗宏富，而且是集体编纂的，但由于司马光对于全书的体例、书法，以及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乃至语言的锤炼，都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而且亲自删削定稿，总其大成，因此，最后成书时，使不同时代、不同来源、不同文笔的各种史料熔于一炉，浑然一体，有熔铸百家之功，得深入浅出之妙，繁简适宜，体例统一，前后如出一手。《资治通鉴》的成功，为历史编纂学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在《通鉴》问世之前，纪传体的正史已有17部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巨制，文字浩繁。《资治通鉴》则文字简洁，叙事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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