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说：“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通鉴》记事虽以政治、军事为主，而社会、经济、文化等制度也无不摘要记载。《通鉴》写战争是很有名的，不仅写得多，而且写得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写得很成功。拿赤壁之战来说，魏、蜀、?吴三国包括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诸葛亮、周瑜、黄盖等文臣武将，先后有几十个人物登场。这些人的有关事迹，散见于《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纪、传之中，分散割裂，难以理清头绪。《通鉴》把有关材料集中起来，经过剪裁润色、锤炼加工，不仅把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局讲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而且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不仅是史学名篇，而且是文学名篇。各种战争，不论大小，《通鉴》都能写得有头有尾，有声有色。《通鉴》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宝贵资料。
《通鉴》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书中有些论赞立论偏颇，反映了司马光保守的政治观点。如《通鉴》卷一第一篇论赞，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对周天子容忍三家分晋的做法进行了抨击，其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观点十分鲜明。有些论赞中，司马光还借古讽今，发泄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如关于智伯灭亡之事，他发表了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借以暗示宋代主张变法的人都是有才无德之人。对于这样一些出自政治偏见的论赞，我们必须分析批判地对待。《通鉴》在纪年方法上也有缺点。司马光虽然否定了正闰论，声称只是借年号以记事，但在分裂割据的时代，以一朝一国的年号，记叙几朝几国的事迹，总是不科学的，难以回避实际存在的主从尊卑问题。另外，一年当中先后有几个年号的，《通鉴》一律用最后一个年号纪年。这样的纪年方法，既不能如实地反映年号起迄的准确时间，又造成了用后朝年号记叙前朝事迹的矛盾情况。读史的人稍不留心，就会把史实张冠李戴。《通鉴》全书的内容，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在记载史实上，也存在某些疏漏和错误。后代一些学者，曾做过批评、订正和补充。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为它作注释的人不少。其中，以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最为周密详明，它把《通鉴考异》分别附于有关正文之下，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鉴》的刻本，旧以清代嘉庆年间胡克家校刻的附有胡三省《音注》的版本为最好。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治通鉴》就是以它作为底本，组织有关专家标点整理而成，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本子。
《资治通鉴》的成功，使编年体史书又重振旗鼓，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后代许多史书不仅沿用《通鉴》的体例，而且直接以“续通鉴”为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图21)，详细记载了北宋九朝168年的史实。其次，还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这三部书都写成于南宋初年，是关于北宋历史的资料宝库。明人薛应旂〔qi奇〕的《宋元资治通鉴》，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以及清人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都是关于宋元历史的编年体著作。只是三种书均成就不高，而以徐乾学的《后编》略胜一筹。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在前人基础上纂辑增补，取得了后来居上的可观成就。它直录史书旧文，以编年形式有条理地叙述了宋元时期的主要史实，而且自撰《考异》，甄别史料。明末清初人谈迁的《国榷》是明代的编年史，可惜清代时被列为禁书，所以多有散失。清人陈鹤的《明纪》过于简略，不便于初学。夏燮〔xie泻〕的《明通鉴》详略较为适中，观点则较旧。这样，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开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贯通古今的编年史，在纪传体正史二十四史之外，形成一个并驾齐驱的独立的新体系。这不能不归功于《资治通鉴》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ib.
图21 《续资治通鉴长编》，清爱日精庐活字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