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原来名叫《左氏春秋》，它和《春秋》本是各自单行的两部书，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不一样。《公羊传》、《谷梁传》是附属于《春秋》经的，以经文和传文排比在一起。《左氏春秋》原是独立成书的，虽然汉代著名学者刘歆非常重视引用它来解释《春秋》经，把书名称做《春秋左氏传》，但是经和传还是各自分开的。直到晋代杜预编撰《春秋经传集解》，这才把传文分年附在经文后面，一段经文，一段传文，变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形式(图18)。
图18 《春秋经传》，宋刻本
《左传》的记事时间，和《春秋》大体一致而又略有超出，也主要是从鲁隐公到鲁哀公这一段12公时期，不过，它追记往事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年)，比《春秋》早83年；它按年记事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也比《春秋》多13年。和《春秋》的流水账式的简略记载相比，《左传》的记事是十分丰富而具体的，它有记言，有记行，有细节描写，有扼要概述，有追述，有附述，还有分析，有评论，是体制比较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可以说，《左传》在广泛采集各种古史旧闻、公私记载的基础上，斟酌取舍，系统而详细地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许多事件，是研究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春秋》因记载简略，许多地方不容易看懂，读起来也比较枯燥呆板，乏味得很。《左传》就不同，它记事翔实，文笔优美，以丰富的史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生动具体，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例如隐公元年《春秋》所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yan烟〕。”前后只有九个字；到了《左传》里面，则是一篇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有头有尾的历史故事。如果没有《左传》的记叙，就很难了解这件事的具体情形。《春秋》里许多记事不明的地方，都依赖《左传》的补充和说明，后人才得以了解。东汉桓谭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这话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了《左传》对于《春秋》的重要性。《左传》根据大量可靠的史料，以叙事为主要方式，对《春秋》所记史事，有选择有重点地做了注释和说明。如果没有《左传》的翔实记载，《春秋》的价值就会大大下降。《左传》还记叙了许多《春秋》所没有记载的史事。春秋时期的大部分是以晋楚两大国的争霸为中心，但是，《春秋》对于两国的逐步强大以至争霸的发展过程完全没有讲到，《左传》则有详细具体的记叙。例如城濮、邲〔bi必〕、鄢陵三大战役的胜负是晋楚两国盛衰转变的关键，《春秋》虽记有其事，但没有讲到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左传》就记其始末非常细致周详，故事性很强。如果没有《左传》，读者对这三大战役也将无从理解。
《左传》因史料价值极高而受到人们重视，同时它的文学成就和语言技巧也是很高的。作者既善于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用简括的语句把复杂纷繁的事件描述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描写战争，往往写得脉络分明，有声有色，又善于用极简洁的文字，通过精彩的细节和内心描写，把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春秋各国的外交活动频繁，使臣会说话还是不会说话，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安危，因此非常重视外交辞令。《左传》对此有生动的记叙。许多对话，委婉含蓄，外柔内刚，意味深长，看起来文质彬彬，只是从容不迫地慢慢讲来，骨子里却透着坚强，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这固然是当时政治风尚如此，《左传》作者记叙时的锤炼加工也是少不了的。《左传》书中有许多生动的历史故事，例如曹刿〔gui贵〕论战、齐桓公伐楚、宫之奇谏假道、烛之武退秦师、介之推不言禄、弦高犒秦师、楚归晋知罃〔ying英〕等，都文笔优美，情节动人，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
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历来讨论得很多，意见也很分歧。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左氏春秋》的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孔子说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大意是：“说话乖巧，待人巴结，十足的恭顺讨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对人的怨恨掩藏起来和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见左丘明是孔子十分推重的同时代人，或许比孔子年纪略微大一些。《左传》书中有不少文字证据可以说明作者是鲁国人，例如多处以“我”字作为鲁国的代称，对于鲁公只称公，对于鲁大夫前面不写“鲁”等。从书的内容来分析，《左传》各部分的内容很不平衡，时间方面，前期较略，后期较详，后期中以襄公、昭公时期为最详，两公在位时间共63年，不过为春秋时期的1/4，而记叙内容几乎占到全书的一半。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