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姚思廉像
他依据齐朝史官的国史旧稿，参考前人旧著，以纪传体形式撰成南齐一代完整的史书。其类传名目大致本于《宋书》而略有改易，如良吏改为良政，隐逸改为高逸，恩幸改为幸臣，索虏改为魏虏。他自创《文学传》，为《宋书》所无，共记10人，著名科学家祖冲之即在其中，但言其历算较详，没有谈到他的文学成就。在列传中，作者兼用班固类叙法与沈约带叙法，故能传目不多而人物详备，避免了不分轻重大小人各一传的烦琐失次。《南齐书》诸志较为可取，其《百官志》十分简明。读南北朝史者常苦于官职纷乱，先读《南齐书·百官志》则可以得其概略。《州郡志》详记地理建置沿革，而且每州之下皆简述其风土人情，史料价值颇高。由于古代有关南齐史的著作多已失传，《南齐书》已成为研究这一段古史不可缺少的史籍。
《梁书》、《陈书》，唐姚思廉撰(图11)。《梁书》56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50卷，无表、志。上起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下到敬帝太平二年(公元557年)，记载了梁朝56年的历史。《陈书》36卷，包括本纪六卷，列传30卷，无表、志。上起陈武帝永定元年(公元557年)，下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载了陈朝33年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唯有此书卷帙最少。
二书虽成于姚思廉之手，作者也仅题姚思廉一人之名，实际则为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续的撰述。姚察为梁、陈、隋三朝的著名历史学者。隋文帝曾称赞“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早在陈朝初年，姚察就曾编撰梁史。入隋后，又奉诏撰梁陈二史，未成而卒。临终前，“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姚思廉历官陈、隋、唐三朝，唐初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来做到散骑常侍。在隋大业初他就开始续补。隋亡后，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命姚思廉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成书大约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以前。魏征只是担任总监修官，他在二书本纪末尾及《陈书·后妃传》后撰有总论。实际的编撰修订工作都是姚思廉执笔的。今《梁书》卷末总论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者有26篇，《陈书》题此名号者有两篇，这些篇显然是直接采用了姚察旧稿，其余则为姚思廉的续撰。
梁、陈二代为姚氏父子所亲历者约居其半，其依据的史料也多出于当世史官之手，书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原始资料。文字简洁，叙事扼要，是其胜于同时各史的地方。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曾多采其文。二书比较而言，《梁书》内容更为充实，文字也更生动清爽。如在佛教盛行的梁武帝时代，范缜力排众议，独持神灭之说，《梁书》为之立传，客观记叙其事，详录《神灭论》全文，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再如坚持不仕并编撰《七录》的处士阮孝绪，文学家兼史学家的沈约，著有《诗品》的钟嵘，著有《文心雕龙》的刘勰〔xie协〕等，《梁书》均为之立传，详细介绍其事迹。其《文学传》达两卷25人之多，反映了梁代文学的兴盛繁荣。另外，六朝文风崇尚骈偶浮艳，唐初仍沿袭不改，姚氏父子却用古朴简明的散文写史，可以说开后世古文运动的先河，也是引人注意的。
由于时代切近，撰史者顾忌多端，《梁书》和《陈书》都有许多为统治者、亲故者隐讳回护或者夸饰溢美的文字，尤其《陈书》，其文饰隐恶甚至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对陈氏子孙，无论贤愚，人人有传，使《陈书》几乎变成了族谱。又因无实绩可纪，只有多收诏策疏表，以充篇幅，结果臃肿空虚，令人生厌。二书纪传叙事有一老套，一讲历官次序，二叙重要史实，三载饰终之典，不论何人，多以颂扬结尾。这样千篇一律的形式，必然有美则书，有恶则隐，最后导致是非不明，实为良史所不取。二书均为唐初官修的史书，以魏征为总监修。魏征为二书所撰的总论虽然篇数不多，但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评论历史，其识见远胜于姚氏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