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类自远古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各式各样的灾难和敌人的战斗。SARS仅仅是无数灾难中的一种而已。当疫情过后，我们发现，其实SARS唯一令我们恐惧的就是它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强大传染力。至今日，SARS虽然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基本消失，可是我们赖以取得战胜SARS的全部技术能力，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征服天花、麻风那样的水平。一切对付SARS的临床医疗技术仅仅是支持性疗法。
但在与SARS的交战中，我们可以欣慰的是人类毕竟胜利了。这个胜利如果从战术上分析，我们真正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在切断SARS传染源上取得的成绩。除了广泛运用传统的“人民战争”武器外，我特别想介绍在北京保卫战中一支特别队伍，他们便是一直在SARS战役中冲锋在前、使得SARS这一恶性传染源无机可乘的英雄的流行病调查大队。
这是一支百姓并不熟悉的特别行动大队。如果不是SARS的袭击，人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SARS具有的特别传染强度，使得这支英雄的队伍一直处在抗非最危险、最紧张和最激烈的战斗前沿。他们因此是我异常关注的采访对象。
我把他们比作战前的侦察兵，比作对敌人实施“斩首行动”的敢死队，比作扭转战局的狙击手，比作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当今天抗非战役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之时，他们又在承担着“后非典”战役的“排雷”与拯救心灵的任务。
他们的战斗篇章让我感到非写不可。
战役之初，他们像一支“地下游击队”
北京在与SARS的战斗中，组成了一支共有2500人的流调队伍。通常意义上讲，这样一支散布在一个13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的队伍，人们可能根本不觉得他们的存在。2500人的队伍，还是在SARS全面袭击北京时才被应急组织起来的。他们中多数人以前没有搞过流行病调查，甚至连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会。需要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调队伍中绝大多数是些柔弱的女性，她们占了全队总人数的85％！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与SARS之战中，女人比男人承担的战斗要多得多！她们是战神，是克敌制胜的战神！
宁芳，1978年生，首都医科大学2002年毕业生。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静静，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触SARS患者的流调队员。
“你什么时候接触SARS患者的？”我问。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时，我就跟同事进行了对她和她一家人的流行病调查。”宁芳说。
“你有姐妹兄弟吗？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干这个危险性极强的工作？”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开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个抗击SARS战斗中所做的事。”
“他们听说后对你说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然后又给我做了一顿特别好吃的饭菜……”
我发现自己的眼角噙着泪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静地看着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调时的情景？”
“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于某。当时她一家好几口躺倒了，后来她父母死得很惨。”
“你不害怕？”
“有点。可我是学医的，而且当时还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它会有那么厉害的传染力。再说，我大学毕业到单位还不满转正期，所以领导让干什么比较积极主动。”姑娘腼腆一笑。
玻璃一样透明的心。
“感觉搞流调最难的是什么？”
“别人不理解，像在干地下工作。”宁芳脱口而出。
从姑娘嘴里我知道了这支英雄的队伍，他们在抗击SARS的生死搏斗中，冲在最前线，干在最危险时，却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们对SARS的害怕和恐惧，使流调队员们遭到的非难和对抗，可谓比比皆是。
吴红，西城区福绥境医院大夫，53岁。她瘦小的样子让人感觉比实际年龄要老些。她所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听后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获悉一个高干大院内有户人家的小保姆为给主人拿药，在人民医院传染上了SARS。吴大夫她们不敢耽误一分钟，便当即赶到那个大院。严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让她们进去，吴大夫她们好说歹说近一个来小时，磨破了嘴皮方才进了院子，却又在上楼梯时被人挡住。
“不行，你们穿着防护衣，又到处接触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净。知道我们这儿住的是什么人吗？这电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开电梯的、管电梯的和上下电梯的人一个个瞪着眼睛，恨不得将吴大夫她们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有办法的是坚决不让吴大夫她们上楼。
十六楼啊！身穿防护服又背着几十斤重的消毒药水等东西的吴大夫，望着紧闭的电梯和层层围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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