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口的居民，无奈只好沿着楼梯一层层地向SARS密切接触者所住的十六层高楼攀去。穿过防护服的抗非战士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人高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几层防护服，就会感到像是肩头压了几百斤重的担子。而流调队员对密切接触者所要做的是：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内迅速隔离他们，尽快帮助其进行环境消毒。这是流调队员必须完成的一项“规定动作”，而且这样的“规定动作”只要密切接触者一天不解除隔离，队员们就得天天上门，重复进行消毒和测体温。
“那一次攀十六层楼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届53岁的吴大夫长叹一声，说：“怎么上去的，用了多少时间，现在我都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只感觉特别特别的漫长。可没想到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层的密切接触者家时，人家闭着铁门，就是不开门。不开门也罢，我们在门外向里面又是交待政策又交待注意事项，哪知那位密切接触者突然隔着大铁门嚎着嗓子嚷嚷说我们是有意在楼道里坏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誉。那人说他是政协委员，如果我们还不赶快走的话，他就要告我们去！随后听到铁门里面叮哐乱响一通，像是在操什么家伙砸东西。我们怕出什么事，只得下楼。”
“慢着，你们已经踩着我们的楼梯了，以后让我们楼里的人怎么个进进出出？你们得把走过的电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触者半开着门，冲着下楼的吴大夫等大声吆喝道。
已是双腿发抖、气喘嘘嘘的吴大夫她们只好往楼下退一步，就在踩过的地方喷一下消毒水。“上去的时候像攀喜马拉雅山，下楼时像入海底。当我们退到一层地面时，两条腿实在站不住了，哐当一下瘫倒在墙根，恨不得躺下算了。可不行啊，我们还得走。楼里的居民见我们倒下不起，以为我们也得了SARS，那又怕又怒的嘴脸，真够受的！当时我想宁可死在马路上也不想多赖那儿一分钟……”吴大夫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地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回医院，脱下防护服还没来得及洗完澡，那个楼里的居民却打电话来火急火燎地让我们赶紧过去，说他们听说十六层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伙不放心，让我们把楼上楼下还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现在又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又重新穿好防护服，背起消毒药水，再到那个大院，一直又忙里忙外干了三个来小时……”
流调队里的黄大夫给我讲的经历更让人又气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说某写字楼内有五个SARS密切接触者。黄大夫先用电话与对方联系，那边说你们现在不能来，要是你们来，我们就集体逃跑。这怎么行？黄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对方做工作。对方说，不是我们不想配合，可你们不知道，要是你们穿着防护服的人一到写字楼来，我们公司就要完蛋啊！黄大夫不明白，问为什么？对方说，这不明摆着，你们一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以为我们得了非典，他们一定要赶我们走的。我们公司才开张半年，业务刚刚有个头绪，你们一来，我们先前做的一切基础，不全部泡汤了嘛！投资人还不把我们这些人的饭碗砸了才怪！黄大夫她们一想也是，因为大家对非典都不是特别了解，流调队去一趟人家的公司，真要砸了，也是个事。可留一个非典传染源的危害更大呀，黄大夫跟对方商量，说那你们想个办法，按照传染病法规定，我们流调队的工作是必须做的，比如消毒呀，对你们几个人隔离什么的，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做。对方说，能不能你们不进楼，约个地方我们派车去接应你们。
黄大夫一想也成吧。于是她和另一个流调队员带上消毒用品等先坐上自己单位的救护车，然后在一个路口等密切接触者代表开车来接。到写字楼后，人家没有让她们进楼里，而是将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
“你们先不能出来，等天黑了，楼里没人了你们才能进去。”人家锁上车门，对黄大夫她们说。就这样，黄大夫她们被关在地下车库内不得动弹。
那地下车库是车子呆的地方，而非活人久呆的地方，更何况黄大夫她们穿的是防护服，不一会儿浑身上下如泡在水里似的难受。难受点也就忍了，可关在车子内总不是个事吧！黄大夫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咋还不见接应的人？黄大夫赶紧又打手机给楼里的人。楼上的人说别急别急，现在写字楼里还有人哪，他们正在想法引开别单位的人，让他们早点离开大楼。“再坚持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楼上的人说。
“啊，还要一两个小时呀？”黄大夫心想，到底是我们去隔离人家，还是人家隔离我们呀？
又过一小时40分钟，接应的人总算神神秘秘地将她们引上楼。黄大夫她们顾不上喘口气，就支起喷射工具，开始为密切接触者的办公场所消毒。就在她们向几位密切接触者交待完隔离事宜时，有个爱串门的外单位女人一边咋呼一边正往黄大夫她们喷药消毒的那层楼道走来。
“快快，你们俩快进厕所躲一躲，不叫你们就别出来。记住！如果被外人发现，我们就说你们是我们公司专门请来的清洁工，正在给房间消毒呢！其它的不准多说一个字！”黄大夫等不由分说地被人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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