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是那种亲情交融的温馨。
阿季手巧，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管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脱壳去衣。总之，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准保收拾得千干净净。
老小们懂事，往往中午饭后“放完焰口”，大家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父亲有一次却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行步做事，蹑手蹑脚，没有一点声响。冬天家里只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都用煨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需不时加煤，阿季动作轻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式夫妇间不多见的。
阿季的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据杨先生说，妈妈这个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给改的。因为在北京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时，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礼服，戴大礼帽，到怀仁堂贺节；晚上改穿夜礼服，携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杨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妈妈小名细宝，不知大名叫什么。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杨先生还记起一个笑话。每年元旦前夜，妈妈说，“大礼帽得拿出来”，她大弟必大哭一场，说“大狸猫不要拿出来”。
阿季母亲与老圃同年，二十岁结婚时，老圃还是学生。母亲读书识字（因唐家是富商，家里延聘女先生教女儿们读书认字），通情达理。曾在上海务本女校随班听课，爱看小说，新旧都读。结婚两年，父亲由上海南洋公学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不久，得知妻子临产，特向官方请准事假回国探视，刚好在长女寿康出生前夕赶到家里。虽然来去匆匆，在家逗留不过一周；母亲心上快慰，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动，视为生平得意之事。
父亲留日归国后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母亲为父亲特制一条假辫，钉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归来将抵家门，觉背后有人拉住假辫掩两下。父亲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帮助筹款，潜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学，考入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次年7月，通过论文，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即到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
父亲一去四年多，母亲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和妯娌及侄儿女一同生活，抚养三个女儿。1910年父亲回国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律师，旋被先后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他因杭州恶霸杀人案，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阿季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阿季形容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dela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可惜阿季当时年幼无知，对父母那时断时续的谈话，听了也不甚经心，如今的领会，乃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所得。我曾问杨绛先生，她父亲和母亲那种畅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她们姊妹的影响。杨先生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我想，这也许是杨先生过于自谦，否则“我们仨”那种不寻常的遇合，相互关系怎会处得如此自然和谐，而钱杨式的“人性与世态”又演绎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岁那年随父母重返北京，开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这次北上，大姐二姐没有同来，仍留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无锡。后来父亲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迁居杭州。母亲生小弟弟时，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顾母亲坐月子，携着三姐同到杭外州。
那时阿季三岁，是家里的宠儿，很浑，第一次见到三姐，命她“叫声季康官嘛”。三姐说“我为啥叫你？”那时，大姐、二姐也从启明回来全家团聚。阿季最喜欢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姊妹中最聪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别后再也没能与父母弟妹团聚。她因患副伤寒于1917年死于上海，还不到十五岁，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伤心事。赶去探望的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圣心学校上学，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启明住读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东城。房东是满族，阿季因此得见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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