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跟那些认为伏尔泰应该对古拉格负责的人争论。但是，我觉得我有能力说：十八世纪不光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世纪，而且是（尤其是！）菲尔丁、斯特恩、歌德和拉克洛的世纪。
在所有那个时代的小说中，我最喜爱的是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斯特恩是从项狄被他母亲怀上的那个晚上讲起的，可他刚刚开始讲这件事，马上就有另一个想法吸引他了，而这一想法，通过自由的联想，又引出另一段思考，然后又是另一段轶闻趣事，以至于一个离题接着另一个离题，而作为书的主人公的项狄在足足一百来页中被遗忘了。这一组织小说的奇特方式可能会被看作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式游戏。然而，在艺术中，形式从来都不仅仅是形式，每一部小说，不管怎样，都对一个问题作出回答：人的存在是什么，它的诗性在哪里？跟斯特恩同时代的人，比如菲尔丁，主要是体味行动与冒险的非凡魅力。暗藏在斯特恩小说里的答案则不同：诗性，照斯特恩的看法，并不存在于行动中，而存在于行动的中止中。
很可能，在这里，小说与哲学间接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建立在莱布尼茨那句著名的话上：nihil est siione。即没有一件存在着的事物是没有理由的。被这一信念鼓舞的科学带着热情审视一切事物的“为什么”，以至于一切存在似乎都是可以解释的，也就是可以计量的。一个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人会放弃没有原因与目标的每一个行为。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出来的。生活好像是一系列原因、结果、失败与成功的明亮轨迹，而人，用急迫的眼光紧紧盯着他行为的因果之链，更加快了他的疯狂之旅，奔向死亡。
面对这一将世界简化为一系列因果关系的事件的做法，斯特恩的小说仅凭它的形式，就向人表明：诗性并非在行动之中，而在行动停止之处；在因与果之间的桥梁被打断之处，在思想于一种温柔、闲适的自由中漫游之处。斯特恩的小说告诉人们，存在的诗性在离题中。它在不可计量中。它超越于因果关系之上。它是siione，也就是没有理由的。它超越于莱布尼茨的那句话之上。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世纪的精神不能仅仅依据它的.思想，它的理论概念，而不去考虑它的艺术，尤其是它的小说。十九世纪发明了火车，黑格尔确信他把握住了普遍历史的精神本质。福楼拜则发现了愚蠢。我敢说，这才是那个因它的科学理性而无比自豪的世纪最伟大的发现。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不怀疑愚蠢的存在，但当时人们对它的理解有些不同：它被视为只是缺少知识，是一个可以经过教育而改正的缺点。然而在福楼拜的小说中，愚蠢是与人类存在不可分离的一个范畴。愚蠢一天天地伴随着可怜的爱玛，伴随到她做爱的床上，伴随到她死去的床上。就在她死去的床边，两个可怕的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郝麦与布尼贤，还在那里长久地互相说着蠢话，仿佛在念悼词。但在福楼拜关于愚蠢的思想中，最让人震惊、最令人愕然的是：愚蠢面对科学、技术、进步、现代性并不遁去，相反，它水涨船高地随着进步一起进步！
福楼拜带着一种不无恶意的激情，收集了他身边的人为显示自己聪明、显示自己什么都知道而说的陈词滥调。他用这些材料编出了著名的《庸见词典》。让我们借用一下这个名称来说：现代的愚蠢并不意味着无知，而意味着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福楼拜的发现对世界的未来而言，比马克思或者弗洛伊德最有影响的思想还要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想像没有阶级斗争或精神分析的未来，但不能想像没有不断增加的固有观念的未来。这些固有观念被记录在电脑中，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有可能很快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独创的、个体的思想从而扼杀现代欧洲文化的实质的力量。
在福楼拜想像出爱玛·包法利大约八十年之后，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谈到了现代小说与媚俗浪潮搏斗的英雄壮举，但最终还是被媚俗打翻在地。“媚俗”一词指不惜一切代价想讨好，而且要讨最大多数人好的一种态度。为了讨好，就必须确定什么是大家都想听的，必须为固有观念服务。所谓“媚俗”，就是用美丽、动人的语言表达固有观念的愚蠢。它惹得我们为自身，为我们平庸的感受与思想一掬热泪。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布洛赫的话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由于必须讨好，也即必须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关注，大众媒体的美学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媚俗美学；随着大众媒体包围、渗入我们的整个生活，媚俗就成了我们日常的美学与道德。直到不久以前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一种对固有观念与媚俗的反保守主义的反叛。今天，现代性已经与大众媒体的巨大活力相融，成为现代人就意味着一种疯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竭力与别人一样，竭力比那些最与别人一样的人还要与别人一样。现代性已披上了媚俗的袍子。
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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