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速度之间的反差对比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它们常常在我小说的最初构思中就出现，远远早于写作阶段。《生活在别处》的这第六部分，柔板（平和、怜悯的氛围），被后面的第七部分，急板（激动、残酷的氛围），紧紧跟上。在这最后的反差对比中，我试图将小说所有的情感力量都集中到一起。《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这部小说，从写作一开始，我就知道最后一部分必须是极轻和柔板（《卡列宁的微笑》：宁静、忧郁的氛围，几乎没有什么事件），而且在它前面必须有一个极强、极快的部分（《伟大的进军》：突兀、玩世不恭的氛围，有许多事件）。
萨：所以速度的变化也意味着情感氛围的变化。
昆：这又是音乐的伟大教益。乐曲的每一个段落在我们身上起的作用，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是通过一种情感表达来发生的。一直以来，一部交响乐或者一首奏鸣曲的乐章顺序由一个不成文的交替原则决定：缓慢的乐章与快速的乐章，也即悲哀的乐章与欢乐的乐章，交替出现。这样的情感反差很快就成了一种可恶的俗套，只有大师才能够打破（有时也不一定能打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欣赏肖邦的奏鸣曲，一个人人皆知的例子，它的第三乐章是葬礼进行曲。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永别之后还能够说些什么？难道跟平常一样以一个欢快的回旋曲结束？即使贝多芬的作品二十六号奏鸣曲也未能逃脱这一俗套，贝多芬在葬礼进行曲（也是第三乐章）后面接了一个欢快的最后乐章。肖邦奏鸣曲的第四乐章是非常奇怪的：极轻，快捷，短促，没有任何旋律，完全没有感情：似一道远方的狂风，一个沉重的噪音，预示了永久的遗忘。这两个乐章的相邻（一个充满感情，一个毫无感情）使你的心被揪得紧紧的。这是绝对天才的做法。我提到它是为了让您明白，构思一部小说，是要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在一起，而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最高妙的艺术。
萨：您所受的音乐教育是否大大影响了您的写作？
昆：一直到二十五岁前，我更多的是被音乐吸引，而不是文学。我当时做的最棒的一件事就是为四种乐器作了一首曲：钢琴、中提琴、单簧管和打击乐器。它以几乎漫画的方式预示了我当时根本无法预知其存在的小说的结构。您想想，这首《为四种乐器谱的曲》分为七个部分！就跟我小说中一样，整体由形式上相当异质的部分构成（爵士乐；对圆舞曲的滑稽模仿；赋格曲；合唱；等等），而且每个部分有不同的配器（钢琴、中提琴；钢琴独奏；中提琴、单簧管、打击乐器；等等）。这一形式的多样性因主题的高度统一性而得到平衡：从头到尾只展示了两个主题：A与B。最后三个部分建立在我当时认为非常独创的一种复调基础上：两个不同的、在情感上相矛盾的主题同时展开；比如，在最后一个部分：用一个录音机重复播放第三乐章（由单簧管、中提琴、钢琴伴奏的庄严合唱表现的主题A），同时，打击乐器与小号（单簧管手必须将他的单簧管换成小号）带着一个主题B的变奏（以“狂野”的风格）介入。而这里又有一个奇怪的相似之处：到第六部分才首次出现一个新的主题，主题C，就像《玩笑》中的考茨卡或者《生活在别处》中的那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一样。我跟您讲这些是为了向您表明，一部小说的形式，它的“数学结构”，并非某种计算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必然要求，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东西。以前，我还以为这一萦绕着我的形式是我个人的某种代数定义，可是，几年前的某一天，我更加仔细地听了贝多芬的第一三一号四重奏，我不得不放弃了以前对形式自恋的、主观的观念。您看看：
第一乐章：慢；赋格曲形式；七分二十一秒。
第二乐章：快；无法归类的形式；三分二十六秒。
第三乐章：慢；一个主题的简单呈示；五十一秒。
第四乐章：慢、快；变奏形式；十三分四十八秒。
第五乐章：很快；谐谑曲；五分三十五秒。
第六乐章：很慢；一个主题的简单呈示；一分五十八秒。
第七乐章：快；奏鸣曲形式；六分三十秒。
贝多芬可能是最伟大的音乐建筑师。他承袭的奏鸣曲是四个乐章的套曲，四个乐章常常是随机地组合在一起，第一乐章（以奏鸣曲形式写出）总是比后面几个乐章（以回旋曲、小步舞曲等形式写出）要重要些。贝多芬的整个艺术演变都受到了将这一随机的组合转变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意愿的影响。因此，在他谱写的钢琴奏鸣曲中，他渐渐将重心从第一乐章移向最后一个乐章，他经常将奏鸣曲简化为只有两个部分，他在不同的乐章中展示同样的主题，等等。但同时他又试着在这统一体中引入最大限度的形式多样性。他好几次在奏鸣曲中插入一大段赋格曲，这体现了极大的勇气，因为在一个奏鸣曲中，赋格曲的出现就跟在布洛赫的小说中关于价值贬值的随笔一样显得异质。一三一号四重奏是结构完美性的顶峰。我只想请您注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一个细节：长度的多样化。第三乐章的长度只是下一个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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