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莎白变成了家庭安宁的象征，贝尔特朗变成了地狱的象征），当他们认为是在针对现实而行动时，其实是在针对象征而行动。
布洛赫让我们明白了，任何行动，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它的基础都是一个混淆的体系，一个象征思维的体系。只要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就可以知道这一非理性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要比一种理性思考更能影响我们的态度：一个特别喜爱玻璃缸中鱼的人让我想起一个以前曾给我造成可怕的不幸的人，那他总会让我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提防心理……
非理性体系同样统治着政治生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俄国同时打赢了象征之战：至少在半个世纪内，它向一大批渴望价值又无法区分价值的埃施之流，成功地灌输了善与恶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的意识中，古拉格永远无法取代纳粹而成为绝对的恶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大众自发地抗议越南战争，而不反对阿富汗战争。越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所有这些词就像波德莱尔诗歌中的色彩与声响一样相互应和着，而阿富汗战争可以说从象征上来讲是个哑巴，至少处于绝对的恶，处于象征之泉的魔圈之外。
我也想到每天在公路上发生的大量的死亡现象，那是一种既可怕又平凡的死亡。既不像癌症，也不像艾滋病，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那是一种几乎自愿的死亡。为什么这种死亡不让我们触目惊心，不搅乱我们的生活，不驱使我们去进行重大的改革？不，它不让我们触目惊心，因为跟帕斯诺夫一样，我们都极少有现实感，这躲在一辆漂亮汽车的面具之后的死亡在超现实的象征之屋内代表的，其实是生活。这一死亡是带着微笑的，它跟现代性、自由、冒险混淆在一起，就像伊丽莎白跟圣母混淆在一起。那些被处以极刑的人的死亡尽管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却更多地引起我们的注意，唤醒我们身上的激情：这类死亡是跟刽子手的形象混淆在一起的，它的象征强度要大得多，阴暗得多，更能激发人的反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人是迷失在“象征的森林”中——再引用一次波德莱尔的诗——的孩子。
（成熟的标准：抵制象征的能力。然而人类变得越来越小儿科了。）
多元历史主义
布洛赫在说到自己的小说时拒绝“心理”小说的美学，而提出他称为“认识论”或者“多元历史主义”的小说与之对抗。我认为主要是第二种叫法没有选好，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布洛赫的同胞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奥地利散文的奠基者，以他的小说《晚来的夏日》（一八五七年，也就是出版《包法利夫人》那伟大的一年）写下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历史主义”小说。这部小说其实是很有名的，尼采还把它列为四部最伟大的德语散文著作之一。对我来说，这部小说几乎不忍卒读：我们在里面学到许多关于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关于所有的手工艺，关于绘画以及关于建筑的东西，但人以及人类的处境则完全处于这部庞大、渊博的百科全书的边缘。正因为它的“多元历史主义”，这部小说完全缺乏小说的特性。
而布洛赫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一直在追寻“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但他知道约定俗成的形式（只建立在一个人物的经历上，仅仅满足于对这一经历的简单叙述）局限了小说，弱化了它的认知能力。他也知道小说有一种非凡的融合能力：诗歌与哲学都无法融合小说，小说则既能融合诗歌，又能融合哲学，而且毫不丧失它特有的本性（只要想想拉伯雷和塞万提斯就可以了），这正是因为小说有包容其他种类、吸收哲学与科学知识的倾向。所以，从布洛赫的角度来看，“多元历史主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运用所有智力手段和所有诗性形式去照亮“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人的存在。
这一点，当然意味着要对小说的形式进行深刻的变革。
未完成
在此我打算谈谈非常个人的看法：《梦游者》最后一部小说（《胡格瑙或现实主义》）的综合倾向以及形式变革都被推到了极致，它一方面让我欣赏，让我感到有趣，另一方面也让我有些不满意：
——“多元历史主义”意图需要一种省略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布洛赫没有找到；整个结构的清晰性因之受到影响；
——不同的元素（诗句，叙述，格言，报道，随笔）还只是罗列在一起，而非真正地衔接成一个“复调的”整体；
——关于价值贬值的那篇精彩随笔虽然是以一个人物所写的文字出现的，但还很容易被看作是作者的想法，从而被视为是小说的真理所在，是对小说的总结，代表了小说的观点，因此，有损于小说空间不可或缺的相对性。
所有伟大的作品（而且正因其伟大）都有未完成的一面。布洛赫启发我们的，不光是他所完善了的，还有他力求达到而未能达到的。他作品未完成的一面可以让我们理解种种必要性：一、一种彻底的简洁的新艺术（可以包容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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