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靠在了他肩上，他幸福到了极点，甚至身体也兴奋起来。我就停在这个小事件上，看到了以下事实：“雅罗米尔至此为止所体验到的最大幸福，就是一个姑娘将头靠在了他的肩上。”从这一点出发，我试着把握雅罗米尔的情色观。“对他来说，一个姑娘的头比一个姑娘的身体更具意义。”我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对他来说无所谓，而是说：“他所欲求的不是姑娘裸露的身体，他欲求的是在裸体的光芒照耀下的姑娘的脸蛋。他不是要占有姑娘的身体；他要的是占有姑娘的脸蛋，而这张脸蛋将身体赠予他，作为爱情的证明。”我试图为这样一种态度命名。我选择了温情这个词。然后我审视这个词：确实，究竟什么是温情？我得出一系列的答案。“温情只有当我们已届成年，满怀恐惧地回想起种种我们在童年时不可能意识到的童年的好处时才能存在。”接着：“温情，是成年带给我们的恐惧。”接下来又是一个定义：“温情，是想建立一个人造的空间的企图，在这个人造的空间里，将他人当孩子来对待。”您看，我并不向您展示在雅罗米尔脑海中发生的事情，我展示的是在我自己脑海中发生的事情：我长久地观察我的雅罗米尔，然后我试着一步一步地靠近他态度的核心，去理解他的态度，为之命名，从而把握它。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特蕾莎跟托马斯在一起生活，但她的爱要求她使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于是，突然间，她受不了了，她想向后转，回到“下边”去，回到她来的地方。于是我问自己：“她怎么了？”我找到了答案：她眩晕了。但什么是眩晕？我试着找出定义，我说：“（眩晕是）一种让人头昏眼花的感觉，一种无法遏止的坠落的欲望。”但马上我修改了自己的话，我将定义修改得更精确：“……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眩晕是理解特蕾莎的钥匙之一。而不是理解您或者我的钥匙。然而，不管是您还是我，我们都知道这种眩晕，至少作为我们的一种可能性，作为存在的一种可能性。我必须创造出特蕾莎这个人物，一个“实验性的自我”，来理解这种可能性，来理解眩晕。
但受到探询的不仅仅是这些特别的处境，整部小说都只是一个长长的探询。思考式的探询（或探询式的思考）是我所有小说构建其上的基础。让我们以《生活在别处》为例。这部小说最初的题目是《抒情时代》。在一些朋友的压力下，我在最后改了题目。他们认为这个题目太平淡、太老派了。我听从他们的意见，实际是干了件蠢事。实际上，我认为选择一部小说的主要范畴当题目是很好的。《玩笑》、《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甚至《好笑的爱》。不能把这个题目的意思理解为“好玩的爱情故事”。爱情在人心目中，与严肃联在一起。而好笑的爱一般就是失去了严肃性的爱情。这一概念对现代人来说极其重要。但还是回到《生活在别处》上来吧。这部小说建立在几个问题上：什么是抒情的态度？作为抒情时代的青年时代是怎么回事？抒情／革命／青年这三者联姻的意义是什么？做一个诗人是什么意思？我记得刚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创作的大前提就是我在笔记中写下的这么一个定义：“诗人是一个在母亲的促使下向世界展示自己、却无法进入这个世界的年轻人。”您看这个定义既非社会学的，也非美学的，也非心理学的。..
萨：现象学的。
昆：这个形容词不差，但我不允许自己用它。我太害怕那些认为艺术只是哲学和理论思潮衍生物的教授了。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无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它在现象学家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对人类处境本质的探寻）。在不认识任何现象学家的普鲁斯特那里，有着多么美妙的“现象学描写”！
萨：我们来概括一下。把握自我有许多方法。首先，是通过行动。然后，是在内心生活中。而您则确信：自我是由其存在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一态度在您那里有着许多后果。比如，您致力于理解各种处境的本质，所以让您觉得所有的描写技巧都已过时。您几乎从来不讲您人物的外表。而且，由于您对心理动机的探寻不如对处境的分析那么感兴趣，您对您人物的过去也不肯多费笔墨。叙述过于抽象的一面是否会使您的人物变得不那么生动？
昆：您试试拿这个问题去问一问卡夫卡或穆齐尔。而且真有人向穆齐尔问过这个问题。甚至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都批评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瓦尔特·本雅明欣赏他的智慧但不欣赏他的艺术。爱德华·罗蒂提认为他的人物没有生命力，并劝他以普鲁斯特为学习榜样。他说，跟狄奥蒂姆相比，维尔迪兰夫人是多么生动、真实！确实，悠久的心理写实主义传统创立了几个几乎不可打破的程式：其一，必须为一个人物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他的外表、他的说话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其二，必须让人知道一个人物的过去，因为其中隐藏着他现时行为的所有动机；其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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