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攻进来,可衡阳外围的几十万援军却硬是打不进来!真他妈的窝囊死!”
周庆祥也发开了牢骚:“我们第10军算是被人彻底抛弃了,四十多天啊,远征军都可以打几个来回了,他们有一流的美式装备,有那么强的机动能力,怎么就不能来救我们呢?咱们校长不想要第10军了吗?”
葛先才仍然不放过蔡继刚,他追问道:“云鹤,你为什么说没有希望了?你的根据是什么?”
蔡继刚已经把冲锋枪分解开,正在仔细擦拭零件,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这个判断我不是现在才有的,不客气地说,第九战区在战前的战役预案就有很大漏洞,薛长官在制订作战计划时总是一厢情愿,仅从战役预案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可谓面面俱到,但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战略主动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很遗憾,我们不得不承认,掌握在日军手里,更准确地说,是在横山勇手里。战役发起的时间、地点、进攻方向都是人家说了算。我们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军委会也罢,九战区也罢,心中全无大方略,对我军的短处毫无了解……”
方先觉插话:“你指的我军短处是什么?”
“我军最大的短处是完全不具备进攻能力,论装备、火力、机动能力,特别是战斗意志均逊于我们的对手。在制订战役预案时,就该将我军所有的短处作为一个参数考虑在内,而不是一厢情愿。比如,在横山勇的计划里,衡阳志在必得,他在考虑进攻的同时就一定会考虑打援的问题,现在衡阳守军孤守待援的困境,早在人家的战役预案中有所体现,只不过第10军四十多天的顽强抵抗出乎横山勇的预料而已。我们的战役预案中当然也考虑了对衡阳的增援问题,但还是一厢情愿,负责增援的部队位置分散,距离过远,又隶属不同的指挥机构,根本无法形成强大的突击力量,这是以我军之短攻敌军之长。我说过,我军本不擅进攻,但此时衡阳外围的所有增援部队都被迫打成了进攻战,这正是由于我统帅部最初的战役布势所致。”
蔡继刚一边说一边重新组装好冲锋枪,将子弹推入枪膛,关上保险。
容有略看着蔡继刚问:“云鹤兄,看你这样子,是准备巷战了?”
蔡继刚笑笑:“当然,除了突围和巷战,我们还能做什么?无非是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我的左轮枪里还专门给自己留了一颗子弹。”
方先觉叹息道:“云鹤兄,你既然早就想到今天的结局,为什么不向军委会力陈?”
蔡继刚黯然神伤:“你怎么知道我没说呢?军委会甚至有我书面报告的备案,这是有案可查的。可蔡某人微言轻,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个士兵,准备巷战。”
周庆祥问饶少伟:“饶师长,情况严重,你的意见如何?”
饶少伟回答得很干脆:“固守待援!”
周庆祥冷笑道:“外围阵地已经被敌人分割得七零八落,城内也发生了巷战,我们要兵没兵,要弹没弹,拿什么固守?”
饶少伟不紧不慢地说:“既然如此,那就突围!”
周庆祥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喊道:“突围?你知道有多少伤兵吗?八千多人,难道把他们丢掉不管吗?如果这样,将来谁会跟我们,谁会与我们共患难?我们还怎么带兵?”
方先觉冷静地说:“委座的命令仍然是固守待援,不是我们想突围就可以突围,没有命令,所谓的突围就成了临阵脱逃,在座的各位都要上军事法庭。”
会场空气骤然紧张起来,焦虑和愤懑侵袭着每个人的心。这的确是个两难选择,一座弹尽粮绝的危城,八千多濒于绝境的伤员,突围既然不允许,那就只有死守与城市共存亡了,至于其他的办法谁也不愿意说出口。
问题是,如果死守,那么死守的意义何在?
第10军坚守衡阳已经四十多天了,衡阳保卫战吸引日军兵力超过10万以上,从战略上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进攻势头,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日军野战兵团在衡阳城下伏尸如山,伤亡惨重,中日两军的伤亡比例达到1∶3!这是抗战军兴以来前所未有的,首次逆转了两军的伤亡比例。日军的士气遭到严重打击,也是客观上造成日本东条内阁倒台的原因之一。
然而,第10军创下的有利战机,为中国军队开拓出广阔的战略空间,国军最高统帅部原本可以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战机,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在战役态势方面大有可为,但蒋委员长却没有抓住机会,他除了殚精竭虑地发电写信催促增援衡阳守军外,便无所作为。有利的战机就这样在不作为中流逝。就中国军队而言,战争的不利态势没有得到及时扭转,战况反而在继续恶化。第10军的辉煌战绩在不作为中被湮灭殆尽。
作为统帅,即使是伟大的军事统帅,也没有权力忽视第10军这一万多名官兵的生命;毫无意义地挥霍生命,更不是好统帅。
方先觉心力交瘁,他的精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并不怕死,自1925年入黄埔军校起,他从军已有19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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