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军的两个团已经被日军打垮，所有日军打援部队一齐掉过头来对付第79军，倒霉的第79军立足未稳，立即遭到重创，仓皇后退。
7月27日，苦战中的衡阳守军连连告急，请求增援。从第四战区赶来的第46军全力突击到衡阳西北近郊的三塘附近时，由于缺乏两翼掩护，又成了深入之孤军，受到日军两面夹击，因伤亡惨重而败退。
第74军在国军的战斗序列中属最精锐的主力，在历次的会战中均有上乘表现。然而，这次参加衡阳解围作战时，74军独自在衡阳近郊鸡窝山一带与日军打援部队鏖战，也没有与其他援军联手进攻，当攻克鸡窝山阵地后又突然莫名其妙地撤离了。
在多路援军中，第62军可以说是最得力的援军，该军两次攻占衡阳郊区的雨母山，此地距离衡阳市中心仅12公里。当时的日军阻击部队是第40师团234联队，事后的情报证明，在国军第62军的拼死攻击下，日军234联队的防线几度被突破，日军官兵死伤惨重，连马夫和通讯兵等辅助兵员都进入一线阵地，在弹药用尽时用拼刺刀和投掷石块等方式继续战斗，可见战况之惨烈。令蒋介石捶胸顿足的是，当时第62军北侧衡宝公路60华里处就有第100军整整三个师的主力部队，但这两个军分属两个不同的战区，没有形成协同作战，致使这次最有希望的攻击化为泡影。
纵观湖南战场全局，国军对衡阳的各路增援部队并不是没有机会，但由于各路援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令出多门，又没有一个临近战场的统一指挥部，因此在战役指挥方面出现极大的混乱。
不得不承认，1944年的中国军队及中国将领们，最最缺乏的是积极主动的战术意识，消极被动的作战方式已经成为这支军队深入骨髓的病毒。将领们都唯恐孤军深入，无人救援，反陷入日军重围之中，如此顾虑，其作战力度便可想而知。
第九战区本来就是由多个地方部队组成的混合体，但在抗战中一直还能有良好的配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并非无能之辈，作为战区主帅，他在此前的几次著名会战中居功甚伟，自创的“天炉战法”颇有独到之处。但此公在性格方面有严重缺陷，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缺乏容人之量，处理下属关系时挟公带私，难以服众，缺乏一个军事统帅应有的威信和素养。特别是横山勇的第11军发动攻势以后，薛岳完全丧失了斗志，蒋介石命令他前往粤汉路和湘桂路相夹的粤湘桂三角地带，薛岳拒绝服从，他避开日军的攻击锋芒，带领九战区指挥机关撤往湘赣粤边界，离开了作战中心。如此一来，第九战区群龙无首，指导衡阳作战和衡阳解围的指挥机构陷入瘫痪状态。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更是难辞其咎。这位最高统帅的越级指挥是一以贯之的，其特点是朝令夕改，而且缺乏缜密的运作能力。第六战区王耀武集团军兵出湘西，其属下的第79军和第62军的作战任务、攻击方向尽管相同，却分属于不同战区，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长官，而是直接听命于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和侍从室主任林蔚的指挥，因此这两个军各自为战，完全不能形成合力，直致溃败。
在1944年的湖南战场上，国军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日军破译了国军的无线电密码，而国军最高统帅部却始终被蒙在鼓里，事情落到这一步，仗就没法打了。
无论国军各路援军怎样隐藏作战意图，却总在关键地域遭到日军的准确截击，在截击的同时，还能对国军救援部队的侧翼进行侧击，致使国军的攻势瞬间逆转而被迫放弃增援，日军凭情报之优势处处夺得战场先机，其行动迅速而有效。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是个极为聪明的对手，他一眼就看透了国军的战略部署，因此坚持日军最初的战役预案。对衡阳攻势虽然一挫再挫，伤亡惨重，但他对负责攻城的第68、116两个师团只进行整补而并无增援，在目前阶段，横山勇不打算将其主力师团投入到攻城之战中，他在耐心地等待时机。
横山勇对大本营的解释是：“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的情况下，待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矣！”
果然，到了7月底，衡阳外围的日军各师团将湘江东岸的国军全部压迫至衡阳以南很远的地区后，横山勇立即抽调出三个师团的兵力投入衡阳攻城战。
1944年的中国战场，实在是中国军队的噩梦。
日军对衡阳的第三次总攻开始于8月3日午夜。日军97式轰炸机三个战队一批接一批地出动，对衡阳市区、西南两面的高地实施地毯式轰炸。对守军更为不利的是，日军已把湘江东岸的衡阳机场跑道修好，其作战飞机可以就近起降而不计油料和航程，每架飞机一天之内竟然能起降20次以上。
这场大轰炸从午夜一直持续到拂晓，飞机轰炸刚停，城外四周的日军炮群又开始了集火射击，四万多颗不同口径的炮弹在黎明前的天幕中划出密如蛛网的弹道，带着骇人?的呼啸声落在城内建筑物和守军的阵地上，衡阳城被笼罩在烈火和硝烟中。
横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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