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功不可没。”
徐永昌插言道：“诸位，我看还是多听听云鹤的分析吧。云鹤啊，我有个问题，现在有这么种说法，到目前为止，整个抗战分为两个战场，我军在正面战场作战抗敌，而敌后战场是中共武装在苦苦支撑，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蔡继刚有些踌躇，这个问题比较敏感，鉴于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怎样说也不会使所有人都满意。政治上的歧见一旦遇到军事问题，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很少有人会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
蔡继刚斟酌着词句说：“现在的事实是，在抗战中、前期，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很遗憾，结果却很不一样：我军的敌后根据地，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一百万的敌后游击武装也差不多损失殆尽；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却扩展到十余省，其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近百万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者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如果搞清楚这一点，会对我军当前制订战略战术方案起到一个不错的警示作用。”
“哦，你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对共产党的问题，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嘛。”徐永昌鼓励道。
蔡继刚下了决心：“好，那我就斗胆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在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面，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有一些失误，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过‘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我各根据地的部队，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正面战场服务，这样必然导致其作战自由度的降低。而与此相反，中共军队却一直在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他们没有条条框框，也不用执行战区长官部和军委会的命令，所以从策略上就灵活得多，他们拥有很大的作战自由度。”
石敬源说：“云鹤兄，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首先是我军根据地占据的战略位置都很重要，比如第一、二战区的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等，第三战区的天目山，第五战区的大别山，第九战区的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根据地，都是可攻可守，而且能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道，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的敏感地区。事实上，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就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究其原因，与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牵制作用，有很大关系。”
彭述桐插言道：“这个观点应该没有异议，我战区中条山根据地坚守了四年，长期牵制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其无法南下，这是事实。”
蔡继刚继续说：“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我军在敌后的战略布局使敌人很不舒服，如芒在背，那么必然要引来敌人的凶狠报复，加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力度。这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我敌后作战与正面战场配合越多，主动出击的次数越多，招致日军的扫荡也就越多，扫荡的力度也就越大，敌人每报复一次，根据地的面积就缩小一些。这种情况不只是我军，八路军也一样，他们的百团大战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另外，我军在敌后战场的失利，也有其战术不当的原因。以中条山之战为例，日军六个师团、两个混成旅、一个骑兵旅团总计十余万兵力，三面围攻我根据地，而我军是如何迎敌呢？很遗憾，整整七个军被配置在宽170公里、纵深50公里的狭窄区域内，依托天险和工事与敌硬拼，硬是把游击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打法，不败才怪。我看八路军就吃不了这个亏，人家的战术灵活多变，通常是在敌人重兵围攻下，留少量部队牵制敌人，其主力则跳到外线作战，攻击敌人防守薄弱地区，使敌人主力不得不回援，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战法很有效，敌人的攻势自然会瓦解。中共军队的战术原则是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先是避其锋芒，保存自己，然后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种战术值得我们借鉴。大家都清楚，日军的兵力有限，他们只能占据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而不可能在广大偏僻乡村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秩序，所以，只要八路军保存住自己，等日军结束扫荡，返回驻地后，就会卷土重来，这是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石敬源表示同意：“云鹤兄的分析非常精辟，我认为我军虽然在战略上重视敌后战场，也相应作出了军事部署，但我们对游击战的理解还很不成熟，我想听听云鹤兄对游击战的理解。”
蔡继刚点点头说：“日军的战略是先发制人，以一个工业强国率先进攻一个农业弱国，以图迅速占领大片国土，这样就可以把占领区内的资源转变为正向的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之效果。而游击战的精髓在于阻止敌方利用占领区内的资源，不仅如此，还要最大限度地拖住及消耗敌方的力量，使其正向战力转化为负向战力，把被占领地区变成敌方的巨大负担。因此，在敌后战场上，我军应在战略战术上树立一个原则，首先是保存自己，其次才是消灭敌人，不要在乎歼敌数字的多少，因为歼敌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使敌方战力由正向转为负向之效果，就算是成功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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