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居然还停留在古罗马的斗兽场上。
这种冷兵器决斗实在太残酷了，一两分钟之内，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变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当士兵们把柳川信哲和薛占魁的尸体抬回来时，他看到两具尸体都像是被泡在鲜血里，胸腹部被利刃豁开，人的内脏挂在体外，十几米外都能闻到浓烈的血腥气。回到宿舍，山田圭一翻江倒海地呕吐起来。战场上的尸体他见过，但那是特定环境，在战场上对丧失生命的恐惧远远超过看见尸体时的恐惧。而在今天的决斗场上，两个生龙活虎的青年在毫无意义地手持利刃面对面进行殊死搏斗，阳光下喷溅的鲜血、刀枪的撞击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实在是触目惊心，令人惨不忍睹……山田圭一终于决定，他要帮助佟满堂等人逃走，他不想看到这些熟悉的中国人再遭厄运，就算将来东窗事发，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也在所不惜，否则他会后悔，他的后半生将在黑暗中度过。
山田把请客的地点安排在后院的会计室里，这里紧挨着伙房，伙房的东侧就是仓库。山田对战俘营的建筑布局很熟悉，如果从一个越狱者的角度看，这个仓库是通向外边世界最安全的通道，只要能进入仓库，就可以从仓库后墙的窗户跳出去。那窗户离地面的高度只有两米，越狱者当然不会在乎这点高度。这里是战俘营警卫系统的死角，附近没有设岗哨，唯一的危险是巡逻队。山田圭一早已计算好，巡逻队有五个士兵和一条狼犬，每隔15分钟巡视一次。这15分钟足够跑掉100人，时间绰绰有余，只要越狱者跑过大约100米的开阔地就可以进入青纱帐，到那时越狱就成功了一大半。
战俘营的设计者当然不是傻子，他在设计营区时就考虑到，越狱者根本不可能进入日军守备队居住的院子，因为从战俘居住区到这里还有一处岗哨亭。
就这个战俘营来讲，应该说设计得非常严密，难怪从建营到现在的三年时间里，还没有越狱成功的先例。可如果守备队的看守人员里有人心存异志，主动配合越狱者逃走，那就另当别论了。
高升和五个日本军官上了桌，眼睛顿时都亮了。山田圭一准备的酒菜非常丰富，有罐头装的红烧鳗鱼，有盐烧秋刀鱼，还有照烧鸡肉卷和炸成金黄色的什锦天妇罗。酒是山西汾酒和从日本运来的“大关”清酒，还有五六种不同口味的寿司。高升有日本留学的经历，很喜欢日本料理，他一看就知道，这顿饭是很讲究的。
此时已是战争末期，日本的国力已衰弱不堪，日军海外作战部队的供应更是捉襟见肘，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每餐分到的食物配给不过是400克米饭和两块咸鱼，在这穷乡僻壤，能吃到一顿精致的料理实在是件极为难得的事。
对山田圭一来说，拿出这些东西请客算不了什么，他是司务长，经常经手这些食品。大阪人又有做生意的传统，他还可以和别的部队司务长进行易货贸易，那些高级军官们享用的供应他一样可以搞到手。山田圭一打仗不怎么样，要论起做买卖来，绝对是把好手。
高升惊喜地搓着手说：“山田先生，您真太客气了，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山田圭一给所有人斟满酒，然后举起杯：“各位，不好意思，以我战前在大阪的标准，今天这个生日晚宴是非常寒酸的，连一点起码的生鱼都找不到，真是很惭愧。各位，将来战争结束了，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请大家好好享用一顿大餐。来，干杯！”
军官们嘴里客气着干下一杯酒。
山田圭一给高升夹了条秋刀鱼，笑着说：“高先生，你的日语说得非常好，刚认识你时，我还以为你就是在东京长大的，没想到你居然是中国人。”
高升喝了口酒叹道：“我在日本留学四年，也仔细比较过中日两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怎么说呢，我还真是喜欢日本，远的不说，走在日本的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是干干净净，不像中国，到处那么肮脏破烂……”
这时守备队的冈村中尉笑着插了一句嘴：“中国人的确不讲卫生，他们的住处总是像猪圈一样又脏又乱，我不明白，他们又不是住在缺水的沙漠里，讲卫生又不需要花钱，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净一些呢？”
冈村中尉的话很具侮辱性，他根本不考虑高升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高升显然没有这种民族自尊心，他倒像是遇到知音一样：“冈村中尉，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这的确是中国的现状，贫穷、野蛮、肮脏。正因为如此，方能显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性。说实话，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已经没落，在这一点上，我们肯定不如日本，你们的‘明治维新’厉害啊，好嘛，这才七十多年，日本就成了强国，真是不服不行啊。所以我说，中国非常需要日本的提携，中日两国‘共存共荣’那是绝对必要的。”
山田圭一为高升斟酒：“高先生，你既然这么不喜欢中国，为什么不在留学时加入日本国籍呢？”
高升苦笑着：“哎哟，我的山田曹长，您可真是应了中国那句俗话，叫作：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干吗不想入日本籍？我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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