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上，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这已经不是当学生的时代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蔡继恒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他不想制造悲剧。
晚饭的时候，战俘们惊喜地发现，每个人居然多发了一个窝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战俘们议论着，都说鬼子坏归坏，可一旦说好的事，还是很守信用的。谁都知道，这增加的粮食定量可不是日本人发善心白给的，这是上午比武时张宝旺和渡边讲好的条件。
渡边已在下午和野藤等军官一起去了太原，他出发之前兑现了承诺，先是下令给薛占魁钉了口薄板棺材，然后当着战俘们的面把薛占魁安葬在营区后的小河边，坟头上还立了块木牌，爱好书法的野藤还露了一手，他在木牌上工工整整写下“薛占魁壮士之墓”七个楷书体大字。渡边甚至破例允许战俘们在日军士兵的押送下，分批到薛占魁墓前祭奠。
张宝旺、满堂、铁柱、李长顺、孙新仓等人按照军人的礼节站成一排，默默向死者脱帽志哀，然后一起行了军礼。
在回营区的路上，满堂悄悄告诉张宝旺：“大哥，山田那儿有消息了，今晚后半夜行动。”
“知道了，走之前还有什么事要做？”
“只有一件事，就是干掉高升那狗日的，这是俺的意思，高升长了个狗鼻子，灵得很，不宰了他，咱跑了以后山田也不安全。”满堂轻声回答。
“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今晚渡边不在，是个机会，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要是运气不好，今天夜里咱兄弟几个就死在一块。”
张宝旺说：“兄弟，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动起来就得认命，活着干，死了算。路上只要有人挡道，咱遇佛杀佛，遇魔杀魔，要有股子拼命劲头才行！”
“放心吧大哥，不就是赌命吗？俺就把这条命押上了。”满堂向张宝旺伸出了手。
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傍晚时，山田圭一找到高升，他敬了个礼，用日语说：“高先生，今天是我生日，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想请高先生喝酒。”
高升有些惊喜：“山田曹长太客气了，既然是您生日，应该是我请客呀，哪能让您破费？”
山田圭一笑了笑：“不光是您，我还请了几个军官，平时军务忙，大家难得凑在一起，所以，请高先生务必赏光！”
高升兴奋地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山田圭一为满堂等人逃跑的事考虑了好几天，他明白，这绝非举手之劳的小事，而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一旦事发，自己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山田圭一倒不是个怕事的人，但是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需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理由。为什么要帮这几个战俘逃跑？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他一时还没有给自己找到理由。
山田圭一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受此影响，他从16岁起就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虽然没有正式通过皈依仪式，但他一直在用佛教教义约束自己的言行。
佛说：“人无善恶，善恶存乎尔心。”人生来便没有善恶之分，善与恶的区分只是在于自己内心是如何去定义。山田圭一认可这句话，同时也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理由。
他从小是个性情温和、厌恶暴力的人，上小学和中学时，班上的大部分男同学都热衷于柔道、空手道、剑道一类的技击性运动，他对此却毫无兴趣。在他看来，学这些东西的唯一用处就是和别人打架。大和民族的男人们都是有些脾气的，因此在生活中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学一些防身术是可以理解的。可问题是，山田圭一不需要这些暴力手段，他从小就是个好脾气的孩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和别人吵过架，更别提动手打架了。他的理想是做个企业家，在山田圭一看来，世界上没有比资本积累和资本运作更有趣的事了，资本的力量太神奇了。有人认为，国土狭窄、资源贫乏的日本只有靠战争，靠夺取海外殖民地才能强大起来。山田圭一则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是疯子，靠战争和暴力去掠夺财富是等而下之的手段，大和民族是优秀的、充满智慧的民族，能够使国家富裕强大的方法有很多，譬如靠跨国资本运作、金融市场、发展制造业、新技术的开发和输出……为什么一定要用战争和暴力去解决问题呢？
山田圭一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会当军人，而且还会到中国来打仗。都怨那些该死的政客，这年月，当个小百姓真的很无奈，你想远离政治，可政治偏偏找上你。你爱好和平、厌恶暴力，而你却躲不开，政客们靠一部《兵役法》就把你发配到中国，以国家的名义逼迫你去杀戮，去行使暴力。
想起这些，山田圭一心中充满着悲哀。
今天渡边少佐策划的决斗活动使山田圭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憎恨渡边和野藤这两个嗜血者，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冷酷地践踏人性、践踏生命？本来他们虐待中国战俘已经是一件不可饶恕的行为了，更令人愤怒的是他们对自己同胞的生命也如此轻视。从古罗马时代到20世纪，人类已经走过两千多年了，渡边和野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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