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卖出去的。”
另一个中将立刻辩解道：“作战部队有作战部队的难处，今年年初以来物价飞涨，市场上粮食及商品早晚都不同价，可军饷却无增加，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一切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这样下去，还打什么仗？”
又有个少将抢着发言：“最气人的是管弹药的后勤人员，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汉奸，他们拒绝与作战部队合作。兵站的弹药仓库每个县都有，可没有一个兵站仓库愿意把弹药送往前线。这些浑蛋不管战事多紧张，一律等候各部队派兵持提货单来领，要是没有兵站上级军官颁发的提货单，就算是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也休想领到一颗子弹！汤长官于4月26日在登封碰了兵站小官的钉子，5月10日又在嵩县碰了兵站的钉子。”
又有人接着发言，但声音小了许多：“将帅不和，彼此间不信任。部队仍有地方部队、中央军之别。许多北方部队装备差，兵员缺额又大，但使用起来专往风口浪尖上顶，这次会战我军打得最激烈最顽强的许昌、洛阳等守城战，都是杂牌军打的，而有些嫡系部队却一直养精蓄锐，偏安一隅，如此不公，令各友军之间无法同舟共济，相互配合作战。”
蔡继刚没有抬头，听声音就知道是暂编15军军长刘昌义。
陈诚一言不发，气恼地在地图前来回踱步。
军事检讨会因为蒋鼎文、汤恩伯二人不在场，所以开得很热烈，直到下午1点钟。
下午3点，第一战区长官部记者招待会在司令部招待所入口大厅召开。
西安市党政系统、社会贤达、各界名流、社会各团体、群众组织、商会代表、新闻媒体会聚一堂，人声嘈杂，气氛热烈。大厅北面置一讲台，上面铺着绿呢桌布，放着一支麦克风。第一战区所有高级军官按军衔高低分前后两排坐在讲台后面，蔡继刚故意在后排最靠边的位置坐好。他抬头看了一眼，见妻子赵湘竹站在媒体记者最前一排，夫妻俩对视了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记者招待会刚刚开始，立刻有一位男记者抢先提问：“我是《扫荡报》记者，请问陈诚将军，关于此次豫中会战的大溃败……请原谅我用这三个字来形容，您不这样认为吗？请陈将军谈谈这次溃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诚回答：“首先，这位先生的用词我认为基本属实，此次日军的一号作战，总兵力有八个师团14.8万人之众，而我驻豫部队有七个集团军，虽然严重缺员，但加上地方部队也有40万人之众。从4月17日日军突破中牟河防，到5月25日洛阳失陷计38天，我军失守城镇38座，可谓日失一城，我军损兵折将达20万人，部队一溃千里，日军一直冲到豫西卢氏县城。另一支日军几乎闯进潼关，幸好被第八战区的五个军挡住，在灵宝、卢氏、西坪一带建立起防线。陕西方面的防务已经固若金汤，请大家安心勿忧。”
陈诚擦了擦汗继续说：“关于此次会战失败原因，我认为首先是指挥不统一，命令难以贯彻。一战区长官部与副长官部之指挥不能统一，司令长官蒋铭三与副司令汤恩伯二人各行其是，互不参商，影响作战甚大。许昌失守后日军主力迂回洛阳，逼近龙门，我统帅部命汤副长官及各军会师洛阳，均未遵行，以致日军终于得以合围洛阳，并分兵直捣我长官部所在地。一战区长官部没有判断指示的时间，以致部队各自行动，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第二点是部队战斗意志低落，日军进攻之初仅用数百人，后渐增至千人，我军均不战自溃。日军见我毫无斗志，开始集中抽调大部队，连犯我密县、泛水、新郑、许昌。此时黄河以北敌陷区及日军新占领地区防务空虚，我自孟津河防至泛水密县一带有六七个军之多，竟然都袖手旁观，不予出击，坐待敌人来各个击破，这也是我军失利的主要原因。”
赵湘竹终于抢到话筒提问：“我是《中央日报》记者，风闻此次会战我军损兵折将，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当地武装农民所缴械，请陈将军将此事予以澄清，另外也请陈将军谈谈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因为这不是个别的孤立事件，而是普遍行为。”
蔡继刚在后排一听，心想：“糟了，连上午的军事检讨会都无人敢提及此事，这里面牵涉了太多的政治原因，一时哪里说得清楚？湘竹啊，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陈诚没有马上回答，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他显然是在斟酌词句：“我承认驻豫部队军纪废弛已极，河南民间早就有‘水旱蝗汤’和‘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的口号，此话虽然过分，但军队纪律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汤副长官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互蒙蔽，不敢举发。伊川、嵩县、登封遭85军洗劫极惨，13军在密县、禹城，预8师在卢氏，40军在木洞沟也是如此行事。”
说到这里，陈诚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坐着的两排高级军官，有几个将官尴尬地把头低下。
陈诚继续说道：“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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