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重要情报立刻送交到蒋介石侍从室,并由侍从室转告美国大使高斯及美国军方。
据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答复说:“美日谈判已陷入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根据战后美国官方解密的文件看,当时的重庆政府仅告知美方日本的侵略意图,而并没有告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确切日期,而美国的情报及侦听部门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所以,这份情报并不是像后来传说的那样具有重大战略价值。
在一定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夸大,其目的无非是吹嘘自己的过人智慧,这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名人传记、回忆录及史料中,到处可以找到痕迹。
关于这桩历史公案,更多的传闻是张冠李戴,把功劳归于戴笠领导的“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这实际上是把“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和“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这两个不同的部门给搞混了。
当然,“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也不是没有干过漂亮事。戴笠于1939年在重庆神仙洞街94号的一座大洋房里成立了特种技术研究所,秘密代号为“豁庐”,直属蒋介石领导,并且秘密聘请了美国密码破译专家赫伯特·雅德莱。这个研究机构有五十多名工作人员,五十多台侦听机和二百多名侦听员,主攻日本陆军的密码系统。由雅德莱领导的破译机构也干了些比较露脸的事,其中之一是破译了日本的“南进”密电。
其实军统方面的破译能力与池步洲的水平差不多,也是通过部分密码的破译推断出日军将要作出的战略行动,而并非是具体得知日军将于何时进攻何地的准确情报。1941年12月月初,“豁庐”发现日本外务省命令中国香港、马尼拉、夏威夷和新加坡等日本领事馆将密码机和所有重要的密本密件全部销毁,只留下一种普通的密本,听候命令。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正在紧张研究日本究竟会不会“南进”,这份情报不过是具体证实了日军的“南进”企图。这份情报转给美国政府后,美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震惊,因为他们的情报机构也同样没有闲着。
尽管干过一些漂亮事,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军队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在密码破译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事实证明,在战争中日军方面的密码破译技术则远远超过中国方面,并且在战争中处处占有先机。
藤野内五郎和中信义雄被关在羊街基地西北角的一座砖房小院里,两个人被分别关押。小院四周暂时设置了铁丝网,还有一个班的武装士兵负责看守。
蔡继恒对完成这项任务也毫无把握,在他的印象里,那些被武士道精神洗了脑的日本军人都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死硬分子,他们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对他们的天皇保持着狂热的崇拜,随时愿意无条件地为天皇献身,和这类人去沟通,而且是动员他们与自己国家为敌,这无疑是自讨没趣。不过,既然陈纳德对这件事寄予厚望,蔡继恒也只好去试一试。
藤野内五郎见到蔡继恒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惊奇,他只是淡淡地用英语打了个招呼:“哦,是鳄鱼,你是以私人身份来看我,还是带有某种任务对我进行策反呢?”
蔡继恒也不想和他兜圈子,既然是心照不宣的事,何必要虚伪地东拉西扯呢?不如开门见山直接谈。他从提包里拿出两条“骆驼”牌香烟扔到桌上说:“藤野,我和你说清楚,这两条烟可不是为了贿赂你,我个人没什么可求你的,你犯不上这么警惕。”
藤野内五郎嘲讽地说:“那我可能错怪你了,如果你真的不是为了动员我背叛自己的国家,那我可以收下,把它当成朋友之间的馈赠。”
蔡继恒说:“藤野,实不相瞒,我的长官是给我派了任务,他们希望我能说服你,与我们合作。可我对这件事很无所谓,因为我不认为你在密码破译上有什么能力。再说了,我的职业是飞行员,只要是和飞行无关的事我都没兴趣,所以你是否合作与我无关。”
藤野内五郎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他向天花板喷出一口烟不紧不慢地说:“鳄鱼,你不用对我使激将法,这没有用。应该说,你们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确的,我的确懂得一些密码学方面的知识,但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鳄鱼,我们说句题外话,你对战争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蔡继恒没好气地回答:“我没什么看法,反正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必须坚持打下去,中国有四万万人呢,再打个十年二十年也无所谓,因为这仗又不是我们要打的。”
藤野内五郎深深地叹了口气:“这场战争耗的时间太长了,我真有些厌倦了,为了这场战争,我家兄弟三人已经战死了两个,我哥哥两年前死在长沙战役,我弟弟去年战死在太平洋的塔拉瓦岛,最可怜的是我母亲,她听到儿子的死讯时差点疯掉。说真的,我真希望这场战争赶快结束,时间拖得太久了。”
蔡继恒放肆地把两条腿跷到桌子上,轻飘飘地说:“着什么急呀,你是理科生,学数学的,没学过历史,所以很容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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