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啦！一次冲锋就动用两个大队的兵力，他们想把伏击圈里的部队救出来。不过我还顶得住，你放开手脚打！务必全歼这股敌人！”
“放心吧，一个也剩不下！”蔡继刚挂了电话。他观察了一下战场情况，心里暗暗称赞，这股日军异常顽强，他们的伤亡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居然杀性不减，仍旧不歇气地对前沿阵地进行一波接一波的亡命攻击。
217团的孙团长沿着交通壕弯腰跑过来：“长官，敌人大部分被消灭，现在还剩下几十个，我们要不要抓几个活的给长官部送去？”
蔡继刚不动声色地摇摇头：“他们好像没有投降的意思，我也没有抓俘虏的兴趣。孙团长，应该结束战斗了，你来指挥吧！”
孙团长心领神会：“明白了，长官，彻底消灭，一个活的也不留！”
冲锋号响了起来，士兵们端着刺刀跳出战壕全线压上去。蔡继刚惊讶地发现，冲在最前边的居然是黄营长带领的工兵营士兵。
五分钟后，残余的五六十个日本兵被217团的刺刀消灭。通过清点尸体，统计结果送到蔡继刚手里，这一仗击毙日军人数超过400人，这只是从现场遗尸统计的数字，并不包括被地雷和炸药炸碎的敌人。
这一仗打得还算够本，217团伤亡了不到70人。令人意外的是，工兵营的黄营长负了重伤，他在最后的肉搏战中被一个日军中尉用军刀砍断了左臂。
蔡继刚命令满堂把黄营长的断臂用布包好，放在黄营长的担架上，然后俯下身子摸摸黄营长的脸：“兄弟，疼吗？”
“刚才不觉得，这会儿疼起来了，不过没问题，我还扛得住！”黄营长失血过多的脸变得惨白。
“黄营长，好好养伤，我不会忘了当初的承诺，你会得到勋章和晋升，好兄弟，我提前祝贺你！”
两行泪水从黄营长苍白的脸颊上流下来，他哽咽着吐出几个字：“谢谢！长官……”
这时，蔡继刚听见孙团长在大喊：“听我命令！217团全体官兵，立——正……”
蔡继刚转过身来，他惊讶地发现路两侧山坡上站满了217团的士兵，两千多官兵向蔡继刚挺胸持枪立正。
孙团长再一次发出命令：“请蔡长官接受217团全体官兵的敬礼！”
两千多官兵刷的一声，齐崭崭地举手向蔡继刚行军礼。
蔡继刚庄重地回了礼，然后转过身子，他实在不愿让官兵们看到自己脸上涌出的泪水……
蔡继恒没有想到，在他受处罚擦飞机这一周里，那两个被俘的日本飞行员藤野内五郎和中信义雄已经被秘密转送到羊街基地。而从全国军队、情报系统和大学里抽调的一些密码破译人员也早已集中在这里，藤野内五郎和中信义雄的不合作态度，使陈纳德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暂时搁浅。
其实在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不少关于电讯侦听破译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很庞杂，隶属于不同的部门，比如“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交通部电政司电检所”、“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军政部研译室”等。从这些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为了同一个目的，设置的研究机构却叠床架屋，有限的人力财力无法集中成一个拳头，攻关力量被分散，其效率被大大降低了。特别是这些机构之间不但从不合作，反而为邀功请赏相互拆台，钩心斗角。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内耗。因此，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军的密码破译工作，从总的方面来说都是乏善可陈的，但其中的确有一两件辉煌之举。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池步洲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这个传说在战后流传了几十年，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
池步洲是福建闽清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1939年2月，何应钦在军政部内组建破译日本军事密电的机构，名为“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池步洲应邀参加。
从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被破译出的电文有六七十封，其内容是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夏威夷气候情况等。这些电文引起池步洲的极大关注。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又破译出一份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级密电，主要内容是：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破译出这份密电后，震惊不已，他立刻得出自己的判断：美日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而战争的爆发时间可能是在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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