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浦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政府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向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蔡继刚急促的嗓音惊动了在场的所有将校，他们都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个年轻的中校。老校友孙立人上校还向蔡继刚挤了挤眼睛，以示鼓励。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年44岁，年纪虽不老，却在多年的征战中练就一套老谋深算的处世方式，他沉静地看着蔡继刚说：“中校，请继续说下去，如果由你来主持制订战略方案，你准备怎么打？”
事关战略大局，此时的蔡继刚也顾不上谦虚了，他慷慨陈词：“我认为当前我军唯一的策略是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控制战略轴线的发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我统帅部以京沪杭地区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然后以长江作为我国战略纵深轴线，由东向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我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我认为，如能做到这一步，中国就亡不了。”
白崇禧微笑着问：“你的意思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蔡继刚回答。
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却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之间。准确地说，蒋百里先生是位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但他的军事学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也是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现代兵学之父”。
蔡继刚年轻时一贯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独对这位军界老前辈，蔡继刚始终奉其为终生导师。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八字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骤然爆发，中日双方在这场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百万人。
蔡继刚以税警第4团副团长的职务参加了淞沪会战，在孙立人团长率领下，于蕰藻浜一线同日军血战两周。在阻击战中，孙立人身先士卒，负伤13处后撤下战场，蔡继刚接替了第4团的指挥，直到第五天他三处负伤后才被抬下战场。
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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