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人才选拔全由宋子文亲自网罗，各任总团长全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税警团对士兵的招募要求也很高，文盲一个不要，最起码念过几年“私塾”。
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全部装备欧美武器，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该团还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一套与国军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蔡继刚在这支部队中一直服役到1937年的淞沪会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深刻意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国民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延缓战争的提前爆发，以赢得时间进行战争准备。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委员会，并连续颁布了1935～193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军队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从1933年开始利用中德军事合作契机，准备组建80个德械师的新式军队，收复东北失地。到了1936年，国防委员会又实行全国整顿，拟订三年内整编120个精锐师的扩军计划。
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鉴于“一·二八事变”的教训，针对日本的侵略意图和日军可能进攻的方向，决定在京沪杭地区构筑规模巨大的国防工事，于浙江境内修筑了两条国防工事，即“乍浦—平湖—嘉善—西塘”防线。此国防工事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张发奎主持修建。该工事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工程可谓浩大，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尚未全部完工。
国民政府还派出采购团赴德、法、意、美等国采购最新式的火炮、作战飞机和坦克。
在以后的岁月中，蔡继刚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若是战争再晚爆发几年，我们的抵抗会更加从容，也更有把握一些。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个偶发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都没有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战后所有证据都指出，此事变绝非预谋，因为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部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当时主政北平的中方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正与延安的中共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发生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于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的影响，财政上正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日军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并指示驻华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日本政府与军部并没有决定要对卢沟桥发生的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介石及麾下的战略家们认为，虽然日本帝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具体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国力、兵力有限，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中国。而当时的日本军部断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最强烈的反弹，不过是在事发热点上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进攻，竭尽全力也无法防守，在遭到巨大伤亡之后，中国政府只好被迫签订停火协定，默认既定事实。
蒋介石认为，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的战略比发动全面战争更为可怕，它就像一头巨兽，每得到一块地方，就会强壮一分，占领区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其总体战体系，最后由量变而产生质变。中国巨人就像被野兽撕咬下一块块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终有一天，日本帝国将羽翼丰满，真正强壮起来，用最后一击将中国巨人击倒。
1937年8月初，蔡继刚去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将军。那天蒋百里家高朋满座，来访的都是一些军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将军，有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将军，有刚刚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将军，还有自己在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时任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上校。还有一些曾留学日本、德国、美国军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继刚都很熟悉。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