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如烂泥的吴乡长竟对着乡政府的大门尿了一泡！而后，他就躺在乡政府 大院里，又哭又骂的，谁去拉他也不起来，他哭喊着说：我在乡里干了十八年哪！
从此以后，吴乡长就再也不跟李金魁“斗酒”了。（可他永远不会知道，李金魁喝的酒有一半都吐到茶杯里去了。）
第二是“讲话”。李金魁没当副乡长时，是没有讲话权利的；当了副乡长之后，讲话的机会就渐渐多了，他很快就发现，讲话是一门艺术啊！讲话是占领会场，征服人心的最好方法。讲话可以说是体现领导水平的活广告，话讲好了，实在是可以当钱使的！它不仅可以当钱使，那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表达方式。语言在这里成了一种空间，一次地占有空间，也就等于占有了乡政府的发言权。乡下人说，这人说话“占地方”不就是这个意思么？李金魁开初讲话时，还不是很适应，有时不免嗑巴，在会场上也让人笑过。他发现吴乡长的讲话方法就很不一般，吴乡长讲话也没什么技巧，就是嗓门大些，带着一股霸气，他往那儿一站，就没人敢说话了，会场上总是很静。但他讲话带着一股训人的口吻，气派很大，不时带一些“啊、啊、操、操”的土语，却没什么东西，往下也就是文件上的一些内容了。李金魁一旦明白过来之后，就下死劲去练。只要一有讲话的机会，他就精心地做好准备。于是，每一次讲话，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机遇，他决不放过任何讲话的机会。初时，他讲话时总是拿上几页纸，先是嗑嗑巴巴地念上两行，故意念得声音低一些，让人听不大清，也让人轻视他。可他念出了一种诚恳，念出了一种态度，会让人觉得这人是实心实意的。接着，当人们开始注意他时，他就把那两页纸折起来，突然把声音提高，这样会使人们吃上一惊，就会很注意地听他讲了，往下他就说得生动了。他把声音当成磁石来使用，他要紧紧地吸注人们，该带手势他就带上手势；声音该低下来的时候，他就把声音低下来；该骂的时候，他就放开喉咙骂上两句，接着又会引用两句唐诗什么的，逗上一两个笑话；有时候，他会用本乡本土的粗话俚语先讲上一阵，接着又忽而变成高层面的话语，甚至把美国、日本也拉来大讲一通，讲得人们似懂非懂的时候，再把话头拉回来，落到一些很浅白的事体上……讲着讲着，就有笑声逗出来了：接着是引来了掌声，再往后逢他一讲话，就是掌声不断了。有时候，他不讲，就有人主动要求说，让李乡长也讲讲噢！
此后，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讲话成了对吴乡长的一种无形的压迫。当乡长总要讲话的。吴乡长的讲话机会更多，但一次一次的，在众人面前，吴乡长总没他讲得好，吴乡长心里很憋气。过去没有这种比较也就罢了，现在人家一讲话就有掌声，吴乡长怎能不生气呢？吴乡长心里生气却又没法说，你总不能因为人家比你讲得好你就批评人家吧？于是，作为坟台乡第一行政长官的吴乡长总是感到很压抑。很压抑呀！本来吴乡长的文化水平就不高，他也想讲得好一点，可他已经吼惯了，改不过来了，有时想说得生动些，可他又常常记不清要说的那个词儿，就时常挠着头说：“那个、那个，啊？那个什么呀？啊、这个、这个啊……”这么“啊”来“啊”去的，就越发显得没有水平了。在一些会议上，一般都是由乡长最后做总结的，可吴乡长听李金魁讲得那么好，就气得什么也不想说了，剩下了的只有两个气嘟嘟的字：散会！
就这样，渐渐地，吴乡长不大爱讲话了，他几乎把公开讲话的空间让了出来，有时候他常常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喝闷酒，心态很坏。
至于人缘，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坟台乡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乡政府的干部们都已多多少少地欠了李金魁的人情。那些事说起来似乎很小，可搁在个人身上就是大事了。他们一个个都是想回报他的，可他从不给他们回报的机会。于是，总有干部找到李金魁说，李乡长，有事没有？李金魁就说，没事。而后是那些村长支书们，坟台乡一共有三十五个行政村，每个村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求人事，只要是找到李金魁，他都是满口承当，从不搪塞推。这样，时间一长，那些村长们也都先后一个个地欠了他的情分。这些事情都是在心里记着的，各人心里都有一本帐。他们再见李金魁的时候，就不由得更热情一些，说：李乡长缺啥不缺？你要缺啥就言一声。李金魁就说：不缺，啥都不缺。
久了，李金魁说话就越来越“占地方”了。
吴乡长感到事情严重了。有一天，他把李金魁叫过去，乜着眼看了他一会儿，说：“李乡长，我小看你了。”李金魁马上说：“吴乡长，我……我……我是你带出来的。有啥不对的地方，你多批评。”吴乡长背过身去，挠着手默默他说：“我真是轻看你了。”李金魁说：“我可是你培养的……”吴乡长叹口气说：“看来我是该走了。”李金魁说：“吴乡长，你千万可不敢这么说。这话言重了，我怎么能跟吴乡长比呢？”吴乡长说：“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一山不存二虎啊！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李金魁沉默了一会儿，说：“吴乡长，你这是让我走呢，要走也是我走。”吴乡长很久不说一句话，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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