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资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然后讨论他们在“文革”中的命运，追踪这个群体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仔细研究他们的言论和著述的文化政治内涵，我想会非常有意思，一定能对中国小资增加很多新的认识；何况，如果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新启蒙”和“思想解放”这两个既有关联又根本区别的运动纠葛在一起，并且以各自的思想建设为中国的“改革”铺路搭桥的时候，我们也不难发现肖凌们的身影——那么，他们当时又都做了些什么？那种在“自我放逐”掩护下的虚无主义是不是也分别在两个运动里或明或暗地膨胀、涌动，悄悄地在“改革”的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果深入琢磨这些问题，也许我们能构想并且勾画出一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资精神发展史，不过，那会离题太远。在这里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今天读《波动》，肖凌是不是只有放在文学的小资人物画廊里，只有把她看作当代小资们的某类历史前辈，才能引起今天读者的兴趣？才能在阅读中获得某种意义？我以为不是，相反，这个小资形象完全可以放在当代社会生活里给予审视，并且获得新的读解空间。
我这么想有一个重要理由：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改革”被一步一步地深化，“小资”这个概念，以及和这个概念相关的社会现实，也已经被深刻地“改革”，认为那不过是由于在生活的“品位”和“格调”上有某些特殊追求，并由此形成的一个具有一定文化归属感的特殊群体，这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现实。我以为，今天说小资，说小资产阶级，我们不能离开“改革”所创造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动，那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现实，正是这个新的现实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讨论“小资”的新环境和新语境。
“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虽然是一个近年才流行红火起来的舶来词，但是它却负载了中国人太多太多的想象、愿望和梦想，被赋予太多它可能承担和不可能承担的意义，几乎被当成了一个能够化解一切危机，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但什么是中产阶级？究竟哪些人算中产阶级？被认定为是“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追问，每每都会给学者们和媒体们带来很多的困扰，似乎谁都说不准。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理论层面都如此重要的概念，为什么总显得含含混混，让人捉摸不定？特别是，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的相关著述和论说数量不少，其中有些以“中产阶层”和“中间阶级”做专题的研究，不但方法越来越细密，甚至试图用一定的量化分析作支持，可它的身份却依然暧昧，越说越说不清。这到底为什么？如若细究，其中恐怕隐藏着很深的政治无意识或深刻的政治谋略，可能牵涉着一些有意无意划定的禁区，一些不能触动的秘密乳酪。用俗话说，就是水很深。为此，与其继续在学理上较真，我认为不妨这样提出问题：既然西方社会的舆论普遍认为，二战后的“新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由工薪阶层构成，同时，中国今天也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标识是“有房有车”，而有房有车的工薪阶层大多是雇佣或半雇佣的劳动者，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就把他们看作当代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在过去有关的很多论述中，特别是那些经典阶级理论中，说起小资产阶级，往往都是首先指向小业主、小商人，或者指向汪洋大海一般的广大农民，但是既然二战以后在西方崛起的“新中产阶级”，还有今天在中国改革中新鲜出炉的更加青春的“中产阶层”，都已经是公认的新现实，那么，是不是有必要对当代小资产阶级有新的论述？是不是可以把与当代城市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产阶级，看作是今天小资产阶级的主体？看成是一种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是不是有必要把所谓中产阶级社会直接、干脆地看作全球化过程催生出来的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如此看待今天的小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麻烦：这必然会与以往那些有关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论述有尖锐的抵牾，但是，我以为应该更尊重现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小资”这个说法的出现和流行，今天看来不是偶然的，它不但是中国新一代小资产阶级的最早的自我意识，而且，是一个新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形成的最早征兆。
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样一代新小资产阶级出现的意义？这需要把当代小资和当代社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层面的变革联系起来，然后做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既要有材料的实证，又要有理论的务虚，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但是，即使我们只把眼光缩小到很具体也很有限的范围，我觉得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小资对今天社会的重大影响。这突出表现于当代文化。大概任何人都会同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即使说瞬息万变也绝不过分，但是如果我们追问，谁是这急剧变化的真正推手？在具体地重新绘制中国当代文化地图的时候，谁是具体的绘图员？还有，种种文化上的新观念、新规则、新做法，谁又是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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