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弥漫在肖凌精神世界里的一种既非常坚韧又十分简单幼稚的虚无主义，也许这才是肖凌这个小资形象里最值得我们琢磨的特征。
和世界上所有爱情一样，杨讯和肖凌的爱情里并不缺少种种或甜蜜或苦涩的细腻情感，但是用今天的小资们的眼光来看，有一件事很难理解：谈恋爱，“谈”当然不能少，为什么两个人要谈那么多又沉重又严肃的大话题？还为它们争论不休，影响感情？这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自从有了“自由恋爱”以来，多少代人的爱情都是和“大话题”纠缠在一起的，如果仔细讨论，那要涉及从“五四”到“文革”这一漫长时期中历代青年的世界观形成，以及“爱”和“情”这两样东西，又如何不能不被具体的历史环境限制等等问题，这恐怕须要作为一个大课题作专门的研究。不过，具体到杨、肖两个人，如果要分析一下那些引起他们无限烦恼的大话题，倒可以直接从肖凌的虚无主义入手，因为这对恋人的每一次争吵，包括两人要分手的严重情感危机，其实都和肖凌扔下虚无主义这块大石头有关，杨讯每次都被这个石头绊倒，并且每一次都摔得鼻青脸肿。
“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当肖凌这样问杨讯的时候，她希望得到什么回答呢？是一道测验题，想测验两人之间在思想上到底有多少共同点吗？还是在绝望里又一次估算，想估计一下两个人之间的阶级鸿沟到底有多宽？不管怎么样，对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质问，杨讯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想当然地回答说那是“祖国”，并且进一步解释，“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词，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按说，这个回答即使比较一般化，也还算是一个无论过去现在都能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说法，但是肖凌的反应非常激烈：“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批评如此尖锐，两个人之间的阶级鸿沟一下子被突显出来，似乎两个人脚下的土地被无情地撕开，原来的裂缝一下子变成了深渊。话已经说到这么绝，可肖凌还不罢休，最后断然宣布：“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
无论在伤痕文学当中，还是在其他“文革小说”当中，如此宣布和“祖国”断交甚至绝交的人物形象，绝不只肖凌一个，那是一个群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家族。不过，尽管很容易找到肖凌和这个家族的某种血缘的和非血缘的联系，《波动》所刻画的肖凌这个人物，还是有更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她不仅在“自我放逐”折磨和痛苦中根本否定“祖国”和“责任”的意义，而且根本否定意义本身——
意义，为什么非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是更长久一些吗？比如：石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生活为什么非要有意义？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肖凌对意义这种激烈又彻底的否定，并不是她和杨讯激烈争执中的一时气话，仔细阅读《波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否定对于肖凌不但是一贯的，而且还是她“自我放逐”的根本理由。
如果我们的视野不限于伤痕文学，而是对大量有关“文革”的原始文献做细致的审读和分析，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发现肖凌不只是一个活在纸上的文学形象，无论是肖凌式的自我放逐，无论是作为这种自我放逐的内在动力的虚无主义，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文革”的后半期其实都是普遍存在的，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一定不会觉得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