佣兵身边时，他们一齐向站在舱板上的范·克里夫挥手致谢，随后转身尾随那个法国军官走了。
他们必须在那些小屋里等上一个小时。他们不安地坐在直背的木头椅子上，这时，几个年轻的法国军人从门缝里窥视他们，看一眼那几个“Lesaffreux”——他们用这个法国俚语来称呼那些形容可怕的人。雇佣兵们终于听到一辆吉普车发出长而尖的声音在门外停住了，接着是在过道上立正的劈劈啪啪的脚步声。最后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晒得乌黑、面容冷酷的高级军官，身穿热带的浅黄褐色军服，头戴顶上缀着金镶边的法国军帽。香农留神到他那双睿智的、飞快瞥来的眼睛，军帽下的铁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伞兵的翼形徽章别在胸口五排勋章绶带上。塞姆勒一见就迅速立正，站得笔直，下巴朝上，五指也笔直地放在裤子裤线的地方。香农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来者是谁，因为来的正是传奇式的勒·布拉斯。
这位身经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牌军人和每个雇佣兵都握了握手，在塞姆勒面前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
“AIDRS（哦），是塞姆勒吗？”他温和地说，脸上慢慢漾起笑意，“还在打仗。不过，不再是副官，我想，现在该是上尉了。”
塞姆勒不安。
“Out mon andant（是的，司令官先生），不过，我是上校了——只是临时的。”
勒·布拉斯沉思地点了几下头。随后他向他们大伙儿说：“我会让你们住得很舒服的。不用说，你们需要洗澡、刮脸，吃点东西。你们显然是没有换洗衣服啦，衣服会供给你们的。恐怕你们暂时只好待在你们的住处不能出去，这只是预防措施罢了。城里有许多新闻记者，同他们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接触。一旦办妥，我们就安排你们坐飞机回欧洲去。”
他要说的都说了，于是就打住话头。他把右手的五个僵硬的指头伸向帽檐，然后就走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坐上四周遮严的货车，从后门进了他们的住所。他们住在甘巴大饭店顶楼的五间卧室里。这是一家新建的饭店，离路对过的机场主楼才1000码，因此离市中心还很远。陪他们同来的年轻军官告诉他们就在这层楼吃饭，并且待在那儿听候通知。1个小时以后他又回来了，带着毛巾、刮脸刀、牙膏、牙刷、肥皂和海绵。一托盘煮好的咖啡也送来了。每个人都快快活活地泡在冒着热气、发出肥皂香味的大浴缸里洗澡，这是六个月来第一次洗澡。
中午，一个军队里的理发师来了，还有一个下土捧来一堆长裤、衬衫、背心、短裤、袜子、睡衣和帆布鞋，他们把这些衣服鞋袜都试穿了一遍，各人拣了合适的留下，然后那个下士就把拣剩下的拿走了。那个军官和四个侍者一起端来午餐，并且关照他们不要走近阳台。万一他们想活动一下身体，也只能足不出户。他说，虽然不能答应拿英国或南非的书和杂志，却还可以带些经过选择的书和杂志来。
自从上一次战后休假以来，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还从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吃完饭，这五个人就钻进被窝睡着了。当他们睡在还不习惯的褥垫和难以置信的被单上打呼噜时，范·克里夫在薄暮中把DC-4离停机坪，飞出了一英里，经过甘巴大饭店的窗口，又向南往纳米比亚的卡普里维和南非的约翰内斯堡飞去了。他的任务也完成了。
实际上，这五名雇佣兵在那家饭店的顶楼住了四个星期。同时，报界对他们的兴趣也消退了。记者们被编辑叫回他们的总社，因为编辑们觉得，把记者留在一个没有新闻可采访的城市里毫无意义。
一天晚上，勒·布拉斯司令官总部的一名法军上尉没有预先通知就来找他们。他笑容满面地说：“先生们，我给诸位带来了好消息。诸位今晚将飞往巴黎。诸位将坐23点30分的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机。”
这五个对漫长的禁闭厌烦得发狂的人听罢都欢呼起来。
飞往巴黎需要10个小时，在喀麦隆的杜阿拉和法国的尼斯要停两站。次日早晨快到10点的时候，他们到了布尔歇机场。时值9月中旬，机场上寒冷的晨风呼呼地刮着。在机场的咖啡室里，他们互相道别。杜普里选择坐长途汽车先到奥利，然后买一张单程票坐下一班的南非航空公司的飞机到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去。塞姆勒愿意和他同行，不过他至少要先回慕尼黑去看看家。弗拉明克说他想到诺尔车站去，坐直达布鲁塞尔的头班车，然后到奥斯坦德去。朗加拉蒂打算到里昂，搭火车去马赛。
“让我们保持联系吧。”他们说，眼睛全盯着香农。他是他们的头儿，全靠他去找活儿，签订下次的合同，打下一次战争。同样的，如果他们当中有谁听说和这一伙人有关的事而要和某个人联系，那么他首先想到的也就是香农。
“我在巴黎待几天，”香农说，“在这儿找临时活儿的机会比伦敦多。”
接着他们交换了地址，邮局待领邮件地址，或者是一个酒吧的地址，酒吧的侍者可代传信函，也可以保存信件，等收信人来喝酒时取走。然后他们分道扬镰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