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贵的东西，他一直十分珍惜的“惬意的匿名性”便是其中之一。
《挪威的森林》成为超级畅销书、成为一种社会性现象时，我依然住在罗马。因为不在日本，几乎接触不到日本的报刊，所以不太清楚那方面的“现象”具体是怎么回事。但书每次重印时出版社责任编辑都寄来“重印通知”，每次接得“重印通知”的我高兴当然高兴，但同时也感到有些不安和心惊，我陷入一种摇晃之中——说不定我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身穿愜意的匿名性外衣了……不用说，我的预感命中了。惊涛骇浪朝我袭来。袭来时带来了许多东西，撤去又卷走了许多东西。无论我多么想在这剧烈的来去过程中维持自己以往的生存方式，周围的环境也轻易不肯认可。其结果，我失去了——直接也好间接也好——若干宝贵的东西。（《村上春树全作品—2000》第1卷解题，讲谈社2002年11月版）
在旅游随笔集《远方的鼓声》（）中村上也强调了当时糟糕的心情：
说起来甚是匪夷所思，小说卖出十万册时，我感到自己似乎为许多人喜爱、喜欢和支持；而当《挪威的森林》卖到一百几十万册时，我因此觉得自己变得异常孤独，并且为许多人憎恨和讨厌。什么原因呢？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顺顺利利，但实际上对于我是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发生了几桩讨厌的事、无聊的事，使得自己的心像掉进了冰窖。现在回头看才明白过来——说到底，自己怕是不适于处于那样的立场的。不是那样的性格，恐怕也不是那块料。
村上就是在那种心情下写这部短篇集的。那是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来精神上最艰难的阶段，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心像掉进了冰窖”，创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实际上村上也说1988年是“空白年”——加之旅居的罗马冷彻骨髓，租一辆本田雅阁练习开车时又撞在停车场柱子上，把右侧尾灯撞得粉碎。不过相比之下，对他打击更大的是“失去了若干宝贵的东西”。如此情形持续了大约一年之后，他笔下产生了这六个短篇——也就不能理解为何作为“相互共振性格”而以失落感贯穿其间。自不待言，人只有在失去了至为宝贵的东西之后才能真正体味失落感为何物，作为作家才能切实将失落感诉诸文字、诉诸小说。
当然，远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村上对现代社会、现代都市生活的观察、感悟和思考。村上总是把触须探入现代都市的边边角角，敏锐地捕捉各种隐秘的存在状态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或者像夜鸟一样盘旋在高度发达的城市上空，以高清晰度镜头展示五光十色的夜幕下灵肉剥离的痛楚，为被放逐的灵魂、为失落的主体性进行一种或冷静或残酷的祭奠性表达。毫无疑问，主体性的失落是最根本的致命的失落。通观在此之前的村上短篇作品，较之主体性的失落，似乎更侧重于对个体主体性的确认、犒劳和抚摸。这意味着，村上由此开始了主体性剥离作业，进而追索致使主体性剥离或失落的社会体制层面、历史认识层面的原因。村上自己也对这部短篇集格外看重。他说从位置上看，《电视人》对于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短篇集。比之内容上的（内容方面我基本不处于做出判断的立场），更是位置上的，个人角度的。在创作收在这里的作品过程中我得以恢复，得以找回自己原来的步调，得以为登上下一台阶做好准备。”（《村上春树全作品—2000》第1卷解题）其下一台阶，即是堪称宏篇巨制的《奇鸟行状录》（或译“拧发条鸟年代纪”），那是村上创作“年代纪”中一座寒芒四射的里程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加纳克里他》和《行尸》作为短篇小说是不够完美的，突兀，随意性强，较之短篇，更近乎小品。而六个短篇共同的遗憾是：其中只有灵魂失去归依的怅惘，只有主体性失落的焦虑和惊悸，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安顿漂泊的灵魂，如何找回迷失的主体性，如何返回温馨的秩序和堪可栖息的家园。也许村上会说没有告诉即是告诉，但有时候我们并不总是希望门在应该关合的时候仍然敞开着。
2009年2月2日灯下于窥海斋时青岛夜雾迷濛如梦如幻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071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