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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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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主体性:“我”自身的失落
倒水。失眠期间,她喝白兰地,嚼着巧克力看《安娜·卡列尼娜》,深更半夜开车上街兜风,觉得自己的人生因失眠而扩大了三分之一。她没有把失眠的事告诉家人,家人也丝毫没有察觉,“谁也没注意到我的变化,我彻底睡不着觉也好,我日以继夜看书也好,我脑袋离现实几百年几万公里也好,都没有人注意到”。失眠的夜晚她反省了过去的生活,“惊诧自己留下的足迹没等确认便被风倏然抹去的事实”。照镜子时——这回真是镜子——感觉自己的脸渐渐离开自己本身,“作为单纯同时存在的东西离开”。有一次想把丈夫的脸画在纸上,却怎么也记不得丈夫是怎样一副“尊容”。自己不记得他人,他人也意识不到自己,甚至自己记不得自己。小说进而以三个“哪里”作为关键词诉说这种无可救药的失落感:“看书的我究竟跑去哪里了呢?/我的人生……岂非哪里也觅不到归宿?/我一个人闷在这小箱子里,哪里也去不得”——自己与他人的隔绝,他人与自己的隔绝,自己与自己的隔绝,意识与肉体的隔绝……村上以冷静而诡异的笔触对游走在夜幕下的现代都市的孤独灵魂进行了步步紧逼的审视和跟踪,精确地扫描出了普通个体生命的尴尬处境和失重状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恐怖和暴力参与了这一进程,如梦中的黑衣服老人,如半夜摇晃女主人公小汽车的两个黑影。这不妨视为作者对置身于现代都市、置身于网络游戏中的个人心理危机的一种暗示和警觉。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认为《眠》是村上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此前村上的作品中也一直不乏大量的黑暗想象——比如东京地底下出没的夜鬼,等着吞噬误入它们领地的人身——但这些一直都安全地停留在幻想的领域。如今村上则正在进入某种真正令人不安的领域,因为它离家越来越近。这种新的因素在村上首次尝试从一位女性视角讲述的故事中现身并非偶然,其中的主题是重新意识到自身、重获自主和独立,以经典的村上风格略微逾越了常识的界限。

    《眠》是个真正的转折点,一个新层次的标志,几乎完全丧失了旧有的冷静和疏离感,是转向恐怖和暴力的清楚标志,这种因素看来已逐渐成为村上作品中不可避免的重要内容,他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这是身为一位日本作家必须恪尽的职责。另一种使他感到兴趣的极端精神状态的侧面就是肉体与思维的剥离……达到如此极端程度的自我疏离后来还将在《奇鸟行状录》中予以更加显著的描绘。(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a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村上本人也很看重《眠》和《电视人》,他在《村上春树全作品—2000》第3卷“解题”中写道:“即使在过去所写的短篇小说之中,《电视人》和《眠》也是我最中意的两篇。如果把之于我的最佳短篇集为一册,我绝对把这两篇收入其中。尽管作为故事的质感哪一篇都令人不寒而栗,但我觉得其中又含有事情开始朝某个方向推进的温暖预感。”

    说到恐怖与暴力,《加纳克里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每个字都带有血腥味。《加纳克里他》中的女主人公加纳克里他“认为自己确实漂亮,体形也极好,胸部硕大,腰肢苗条,自己照镜子都觉得性感”,以致上街时所有男人无不张大嘴巴看她,禁不住大动干戈,“迄今为止我被所有种类的男人强奸过了”。于是克里他不再出门,躲在地下室里帮姐姐马尔他照料水罐,但仍逃不脱被强奸的命运,一个前来“搞什么调查”的警察一进门就把克里他按倒在地,正要施暴时,被姐姐马尔他用撬棍打昏,又用菜刀割开喉管。不久,房间出现了幽灵,警察幽灵一张一合着开裂的喉管走来走去,但对克里他已无能为力。克里他后来走到外面设计火力发电厂——她是这方面的设计师——并大获成功,过上了优雅而幸福的生活,但最后还是被一个高大男子破门强奸后用刀割开她的喉管。而这一切不幸,主要并非由于她的性感,而是因为她体内有一种不适合她的水,男人为那种水迷得魂不守舍。

    看过《奇鸟行状录》的读者想必记得,那里边也出现了加纳马尔他、加纳克里他姐妹。只是,克里他是作为肉体娼妇和意识娼妇出现的。与此同时,水、血等意象也被纳入这部随后创作的长篇中。应该说,这个短篇本身并没有多么高明,它的价值在于它在《奇鸟行状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行尸》(Zombie)同样怪异和恐怖。预定下月举行婚礼的一对情侣行走之间,男子突然指责女子走路罗圈腿、耳孔有三颗黑痣、身上有狐臭,甚至骂她是“猪”。忽然,男子双手抱头喊痛。女子去摸男子的脸,结果男子脸皮整个剥落下99?来,作为血肉模糊的行尸从后面追她。睁眼醒来,才知是一场噩梦。女子问男子“我耳朵里可有黑痣?”“你莫不是说右耳里边那三颗俗里俗气的痣?”——梦仍在继续。也就是说,梦中的恐怖漫延到现实中来,现实同样恐怖。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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