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线射进有缝的竹墙,割开淡蓝的烟气,把人映得像一尊尊佛。灶内火光熊熊,柴烧得旺,不时爆竹似的响一声;烟气上升,吹拂梁下结成穗的灰,空气辛辣而芬芳,茶很热,也很苦。一条狗走进来,大大地张了一下嘴又走出去。娃娃们聚在黑暗中,眼睛很亮地盯着我看。我突然觉得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过这里。
我在下车之前对同行的人说,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十七年过去了,我又长了很长的胡子。我穿过场院,走到队后的小河边。河比记忆中的窄了些,对岸的苗圃中有一缕清烟。我走回来,终于忍不住,问:你们可记得我是谁?人们低下头,静了一会儿才说: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一树我在的时候还没有的红花在铅灰的天空下怒放,一个早已失去树身的树墩在娃娃们的屁股下磨得很亮。我知道,他们将留在这里,守着橡胶树。树死了,他们会种上新的;人死了,还会有新一代接上。“天国”仍然需要等待。
我在来美国之前整理旧物时,偶然翻到一本日记。写尽了悲喜的本子中夹着许多蝴蝶的标本,是农村生活的闲暇所得,因为不会处理,弄脏了本子。忽然我觉得这些残破的翅膀,包括那些污痕,恰似我在农村的生活,是可以横看、竖看的。用黑泽明的话说就是:我的青春无遗憾。
一九七一年,一名陌生的军人走进我正在午睡的草房。他问我:你就是会打篮球的那一个?我回答:我正是那一个。他又问:你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他说:好。明天一早就走。我说:好。明天一早就走。恰是那天下午,我所爱的姑娘从北京探亲回来,我庆幸终于能在行前见到她,但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单独在一起话别。第二天早上,她没有来送我,因为那会是一个困难的告别。我再见到她,时间已经又过去八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上千万的知识青年终于以各种方式陆续回到了城市。他们走了;又好像从来不曾离开似的回来了。他们站在熟悉的街头,做梦一样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也没有想到,十年追寻的终点竟就是起点本身。他们一直走在上面的,是一个圆。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 鬓边已有华发。他们把过去留给了田野,而将来可能是另一个圆。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他们不知道能否再走完这个圆,也不知道在走完之前,那期望是否已经消失。他们茫然若失,徒然意识到他们在农村的根已经长得多么粗壮,却不得不在城市喧嚣的暮色中再次成为局外人。在知识青年大撤迫的时候,许多地方出现过相同的情形:为了减少旅途负担,他们在临行前把木制家具,特别是衣柜,抬到公路边低价出售或干脆弃置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家具,五颜六色,成为知识青年生活最后的展览。我的一位定居云南的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买了一个衣柜准备装上卡车时,却发现衣柜里蹲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手里拿着的纸上写着:我的妈妈爸爸回城了。我不能回,因为我没有城市户口。带着我,他们也不能回。我不哭,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朋友是个心肠很硬的人,说到这儿,说不下去。当他抱起这个男孩,沿着长长地排列成两行的家具,仿佛参加一个葬礼一样走去的时候,果然不哭的孩子,伏在他的肩头,始终回望着他的父母离去的方向。
我的朋友和同学张晓翔,一九七O年死于黑龙江省嫩江平原的农场中。死的时候,正是北国的冬季。他与我别后,亦即他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去我以为他去了的河南,而去了更远的北方。为什么?我不知道。到我得知死讯,他坟前的青草已经荣枯五度了。我曾于无意间翻到一只当年写给他的旧信封,地址就是河南的那个,里面却没有信。我一直疑惑,为什么写了信封,信反倒没有写?可当时情形,是怎样也记不清了。后来细看信封才恍然若悟:那上面的日期是一九七一年——那时他已经不在人间。我点了一簇火,烧掉了那个信封,灰烬向上卷曲,像一个慢慢绽开的笑容。
他死于一种叫做“出血热”的地方病。据说确诊的病人,只须在尾骨处刺破,放出一股黑血,就可痊愈。而他被误诊为重感冒,在持续高烧之后,进入弥留。当时,有几位四中的同学围在身边。其中一位告诉我,晓翔临终前几月念念不忘的,竟是一份在“文革”中发行过、后来停刊的小报,叫做《解放全人类》。
借口“出血热”是传染病,他的尸体一度被农场的负责人弃于深雪,后来朋友们找到,殓入棺木,暂时放置在一个浅浅的坑中,因为即使用尖镐也刨不开深深的冻土。整个冬季,他的面容在松涛和大雪中栩栩如生,嘴微张着,显得有些焦虑,仿佛等待着春临大地时的复活。
安葬的日子是在暮春的一个下午,来的还是那几位同学。墓坑挖好的时候,天已黄昏,周围春深似海。纷披了新叶的白桦像一队远近走来的嫁娘。空中有成群锐叫的燕子,泥土中的热气醉了似的升起,远山淡淡地紫着,夕阳把山坡照斜了。朋友对我说,这时匆匆走来了一个姑娘,是知识青年模样,却没有人认得。她先是把一丛野花散入墓内,祭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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