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几乎像战士。“文革”以后,当我看到那些充满怨言的“知青文学”时,我对自己说:嘿,他们把一个人第二次杀死了。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正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的是力量。和我两年中朝夕相处的农民们,并不相信需要等待的“天国”。他们宁愿种下同样需要等待的橡胶,用粗糙的手握住时光,磨短自己的生命。橡胶树长成之后,他们用胶刀割开掂,站起来,问:树还要砍吗?大家回答是,在一日就要砍一日,这就是生涯了。他屈着手指,指定了大家,又放下,说:那,以后小心了。
我记得,在场的,都哭了。
直到离开西双版纳,父亲没有再说别的,只带走了那把刀。他的安详,使我明白,他把死去的儿子看作劳动者和创造者,而非笼统的“政治牺牲品”,如后来人们所说的。他没有抱怨什么;悲伤,又满怀敬意和骄傲。我永远记得那个总是把砍刀扛在肩头,鹿一样在山上奔走攀援,能砍倒大树的瘦小孩子。他死在劳动中,所以几乎像战士。“文革”以后,当我看到那些充满怨言的“知青文学”时,我对自己说:嘿,他们把一个人第二次杀死了。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正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的是力量。和我两年中朝夕相处的农民们,并不相信需要等待的“天国”。他们宁愿种下同样需要等待的橡胶,用粗糙的手握住时光,磨短自己的生命。橡胶树长成之后,他们用胶刀割开树身,白色的乳胶在日出前一滴一滴流进胶碗;也许在橡胶树长成之前,他们已经死去,被埋葬,像山上的树一样。我们曾经自以为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结果什么也没做成。除了少数做过教师的,把一些汉字和数字教给了他们的孩子们,使他们在将来,可以做一些在山上放火以外的事情。我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始终是局外人。而我们从他们,至少学会了谋生的手段,安顿下来,在劳作中领悟到一点过去不懂的生存的真意。
回想那两年中发生的事情,真正能称为快乐的,很少。但我们却常常快乐着。竹子青青地就砍下来,做成水烟筒,枪似的端着到处走,竹筒的开口很大,吸的时候须侧着脸,像在倾听赞扬,然后把得意和烟一起吐出来。夜晚举行的“精神会餐”,大家围坐在油灯的灯影里,把各种吃过没吃过、听过没见过,或者干脆想象出来的食物讲得像鬼故事一样惊心动魄。一封家信会读到像绢一样软,青橄揽似的久久回味,要是收到包裹,那就是节日了。我也开始恋上一位姑娘,却总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只能心中暗暗欢喜着。——太多的期待,就像虽说破旧的衣服上却绣满了花。
队长姓刀,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有一张典型山地人的脸,笑或不笑都很突然,却没有做过警察。他的民族叫碧药,美丽动听,人数不多。也许因为日常生活同刀的关系太密切,取汉名时就指刀为姓,要不就是原名的直译,乍一听,怪吓人的。有一天,他刀一样地走过来,约我三天以后到他家吃饭,说是终于找到了原料,做得出真正的“民族风味”了。我很兴奋,准时去了,而且事先摩拳擦掌地想象一番。他也才从山上回来,邀我在火塘边坐下,郑重地洗了手,又郑重地打开锅盖——锅却是空的。原来,他的娃娃们已经把“民族风味”吃光了。他撵着要打,被我拉住了。我看着空锅,突然笑起来;他起初红着脸,后来也笑起来,突然收住,接着又笑,笑得前仰后合,许久才停下来。少数民族是最讲信誉的,临走, 他保证再为我做一次,而且要在锅上装上一把锁。直到离开农场,我仍没有吃到“民族风味”,不知那究竟是什么,也许他再也没能找到原料。十七年以后他重提这件事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早已忘了的,他仍然记得。他邀我去他家,说现在什么也都有了。因为忙,我不能去,就说:下一次吧。他看着我,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一九八六年秋天,为了寻找影片《孩子王》的外景,我又回到了西双版纳。我就是这一次见到了刀队长,而且决意要去看看我的生产队。
沿途已不是旧日风光,公路两旁的山坡上长满了橡胶树。年老的,树身上有整齐的刀痕,挂着胶碗;年轻的,还没长成。正是落叶季节,梯田带上竟也有枫叶般的鲜红。但往日幽深的原始森林已永远不再了。分场的房舍似乎曾经新过,现在已经破旧了,门口已添了卖冷饮的小棚。“丰田”旅行车在这儿仍不多见,引来了围观的孩子。车子开到生产队的时候,我竟然心跳得很快。
队里的布局没有变,只是围着场院的变成了几排瓦房。据说是一场大火烧光了所有的草房之后,新盖的。墙上的白粉已经脱落,黑瓦上长了绿色的苔。那天是假日,院子里许多人,或坐或立,娃娃们永远跑来跑去。我发现,一些老人早已死去;当年和我们一同上山干活、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早已做了母亲,脸上也有了皱纹,渐渐老了;孩子和母亲长得很像,使我恍惚间觉得时光倒转了。我被邀入厨房喝茶。厨房还是草舍,仍须低着头才能走入。里面很暗,地上散乱着大堆玉米,金黄或紫色的;老人们坐在地上,用手握着两根玉米,互相摩擦脱粒,一如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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