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直到这时,我的泪才落下来,像刚刚滴进去的眼药水那样多,那样不真实。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火车上的四千公里穿过了八个省、市。我头一次看到了黄河、长江、平原、高原和古旧的小镇。不白的帆驮起风,慢慢驶进苍茫;不毛的山坡上,突然闪过一方绿色,像一幅画挂在墙上;一个农民张着嘴,呆看着驶过的火车,身后的乱云红得像打翻的酒坊。当我走下列车,看到一个无人过问的小姑娘浑身泥污、头发蓬乱,站在一地的泥泞中放声大哭,我知道生活这才开始了。四天的火车之后,又是四天的汽车,山路绕来绕去,像一个曲折的故事。到达目的地景洪时天已经黑透了,天空中飞满了萤火虫,让我们以为这是个童话世界。这个错觉保持到了天亮以前。
我们的农场就在景洪。景洪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县,县城又是州的首府。傣族是少数民族之一,住竹楼,种稻米,女人着彩裙,善歌舞。这里过去是王国,很少发生战争,是信奉佛教的和平的农业民族。一九四九年,国王一家去了北京,不再回来,此后汉人渐渐多了起来。傣族的男人们少小时,就必须出家为僧至少两年,披上橘红的袈裟,在寺庙中诵经礼佛。诵经就要识字,所以出家实际就是最初的启蒙教育。又都住在一起,在佛的光辉下集体认识了本民族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史诗,人人都腰挎长刀,却只是为了生产和防身。水,是这个民族性格的象征,他们的传统节日就叫“泼水节”。四月里的一天,头上簪着玉兰花的傣族姑娘盛装了,把满罐的清水泼到来客和家人的身上,祝福幸运吉祥,满街都可以看到浑身湿透、笑逐颜开的人群。男人们则在澜沧江中竞赛龙舟,放起叫做“高升”的礼炮。“文革”一来,佛教被禁止,“泼水节”也被作为迷信活动,取消了。
农场分成许多分场和生产队,只有创建很早的分场才有瓦房,其余都是草房,散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绿色中。农场的工人大都是本省或外省的移民,原来就都是农民,却被称为“老工人”。说是农场,却不种粮食,种橡胶树。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地区,由西藏高原挡住了南来的次大陆季风,造成了常年温润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一年只分旱、雨两季,无霜,适合热带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橡胶的理想家园。橡胶是中国紧缺的战略物资,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就规划建立大规模的橡胶园,而在一九六九年初,中苏发生边界战争时,这项建设达到了高潮。但巴西三叶橡胶树的入侵,使千年的亚热带雨林身逢厄运,十年以后,傣族的绿色家园几乎被毁灭殆尽。
我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农场最边远的生产队。分场新建不久,北京的来信要二十天才能送到。如果要去景洪,除了走路,只有搭乘运货的拖拉机,清晨出发,下午可以到达,所以,谁要去景洪,是一件大事。除了《毛泽东选集》,我们从队上得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把锄头和一把砍刀。工作很简单,就是走上山去,把眼前看得见的一切都砍倒,不管是大树或弱草。锄头或砍刀的木柄,是直接从山上砍来的,最初是象牙白色,扎手,用得久了渐渐颜色变深,变成貂皮色,电慢慢变得光滑可爱,这时就快要断了。断了换上新的,从头再来。锄尖和刀刃也磨得小了,月牙一样细细地闪着光。劳作时手心上的皮肉先是翻开——有一次,一个下山的知识青年为过客指路,吓了行人一跳,以为他刚刚杀过人,所以满手的血——后来愈合了,变成厚厚的茧,黄色而透明,可以看到留在里面的刺,好像琥珀。不愈合的,流出血水,越是疼,越要撕掉那层皮,就像爱把指甲啃出血的孩子一样。这时候上山砍树,手心就会和木柄血淋淋地贴在一起。不久,我们就可以赤脚在山上行走,或者用手指拈起火塘中的炭点烟。
我们领到一张方方的纸片,上面画了格子,贴在一块小木板上,每天开饭的时候带到食堂,炊事员用圆珠笔画掉一格,表示这一餐你吃过了。饭在大锅中煮,先倒进玉米粒,等到煮开了花,再倒进一些大米,一起煮熟了。开始时还有人把玉米粒拣出来喂鸡,不久就饿慌了,反而偷鸡,夜里煮了吃。蔬菜很少,按说不应该;不会种,雨又下得太多,都烂在地里。没有肉。常常煮一锅盐水,撒一点切碎的韭菜,盛在碗里,有一滴油浮着,叫做“玻璃汤”。美食是把从北京带来的固体酱油拌在米饭里,还不满足,就加一点猪油。猪油是家里寄来的,凝在玻璃瓶中,上面封了锡纸,熬制的时候放一点盐,不容易坏。决定放猪油之前,要想好久。因为它的贵重。有一次,我和队里的一位老工人因为受到野蜂的袭击,反而发现了一块生蜜。蜜深藏林中,厚厚的一块金黄,我们脸还肿着,就决定把它吃掉。边吃边把蜂蜡吐出来。才吃到一半,我的头开始晕眩,觉得自己变成了浑身长满了蜂刺的一只蜜蜂。我飞进厨房中喝水,之后甜甜地发着高烧,呕吐了一夜。没吃完的一半称了称,足足有三公斤。从此,当我看到报纸上用“甜蜜的生活”这样的字眼形容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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