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有头脑的学生不必拘泥于成绩,三分、四分足矣。余下的时间作多方面的发展。这篇文字在毛泽东亲笔批示之后流传甚广,毛泽东说:“此人厉害”。
宫文确是好文章。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著名的春节讲话中却早已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结论。这些言论,作为打烂整个教育制度的信号,已经被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接收到了。
像宫小吉这样的人物在一九五七年的中国是难免被祸的。在我后来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就曾有人仅仅因为抱怨公共食堂每天吃萝卜和豆子而被宣布为“右派”,其年十七岁,此后二十多年颠沛流离, 可见压抑之烈。更不用说议论党的教育路线了_毛泽东对宫文的赞扬,说明风向已变。但在当时,公开反叛尚早。天性思动,深受毛泽东的反叛性格影响的青年学生,在长期压抑之下,形象地说,犹如藏于深岩的炸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一根行将被点燃的导火索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的一次报告会。一千八百名学生坐在大操场上鸦雀无声。报告人是一位曾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俘虏的军人。虽说时间已过去十年,当他讲到在战俘营中怎样被美军用两块带电的铁板夹住身体时,本人昏了过去。操场上响彻了愤恨的呼喊和口号声,连一向持重的高三学生都激动得发抖。在随后的讨论会上,我们都发誓要在未来战争中向美帝国主义复仇。这是我体验过的最强烈的仇恨经验。
一九六四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作母亲,颂扬她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之,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惟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而且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班主任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于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甚至包括核武器试验失败的消息;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过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班主任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班主任是每天都见的,我却记不住她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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