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的情妇，是因为她喜欢假象胜过真理，喜欢日常生活胜过与人分担的焦虑。">，全身心地蒙受神明的侮辱。
在《城堡》中，屈从平凡变成了一种伦理。K最大的希望，就是获得“城堡”的接纳。既然他单独一人做不到，他便竭尽全力要对得起这份恩宠，如变成村庄的居民，又如抛掉外地人的身份，因为人人都让他感到他是外来户。他所求的是有份职业，建个家庭，过正常和健康人的生活。他再也受不了自己的疯魔，决意合乎情理。他很想摆脱使他成为村庄局外人的奇怪诅咒。在这一点上，与弗丽达勾搭的那段插曲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女人早已认识城堡的一位官员，他之所以把她当情妇，是为了她过去的缘故。他从她身上汲取某些超越于他的东西，同时他也意识到她身上攀配不上城堡的东西。不妨想一下克尔凯郭尔对雷吉娜·奥尔森奇特的恋情。在某些男人身上，吞噬他们的永恒之火是很灼热的，足以把周围熟人的心一起烧焦。要命的错误在于把不属于上帝的也归于上帝，《城堡》的上述插曲也用了这个主题。而对卡夫卡而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教义和一种“跳跃”。根本没有不属于上帝的东西。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土地测量员脱离弗丽达，去追巴纳巴斯姐妹。因为巴纳巴斯一家是村庄里唯一完全与城堡与村庄本身老死不相往来的。姐姐阿玛丽亚拒绝一位城堡官员可耻的求欢，于是背德的诅咒随之而至，永远把她排斥出上帝的怜爱。不能为上帝丢弃自己的荣誉，就不配上帝的恩宠。我们从中认出存在哲学常有的主题：真理对立于道德。这里事情走得很远。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所走的道路，从弗丽达到巴纳巴斯姐妹所走的道路，就是从放心的爱到荒诞的崇拜所走的道路。卡夫卡的思想在这里再一次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汇合了。《记巴纳巴斯》一节放在书的末尾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土地测量员最后试图通过否定上帝的东西来重新找到上帝，不是依据我们善与美的范畴，而是从上帝的冷漠、不公和憎恨所表现的虚空与可怖的面孔来认知上帝。这个请求城堡接纳的外来户，旅居到后来更加穷途末路了，因为这时他对自己也不忠诚了，摈弃了道德、逻辑和思想真实，光凭疯魔般的希望，试图进入神明庇护的荒漠。
希望一词在此并不可笑。相反，卡夫卡所报道的境况越具悲情，这种希望就越强硬，越具挑战性。《诉讼》越荒诞得彻底，《城堡》激昂的“跳跃”就越显得触动人心和不合情理。但我们在这里又纯粹地碰上存在思想的悖论，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我们必须摧毁人间的希望，才能以真正的希望自救。”不妨把此话译释过来：为了着手创作《城堡》，必须先写《诉讼》。
确实，谈论卡夫卡的人多半将其作品定为绝望的呐喊，因为不给人留下任何挽回的余地。但此话需要修正。希望复希望，希望何时了。昂里·波尔多乐观主义的作品令人特别沮丧。因为此公的作品根本不理睬性情有点乖僻的人。反之，马尔罗的思想总是那么令人振奋。但上述二公的情况，既非相同的希望，亦非相同的绝望。我只注意到，荒诞作品本身可能导致我想避免的无诚信。作品一味重复，而不去孕育一种不结果的境况，一味洞若观火地颂扬过眼云烟的东西，就成为幻想的摇篮了。作品作出解释，把形态赋予了希望。创作家再也摆脱不开了。作品不得不成为悲情的游戏，而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悲情的游戏。作品使作者的生命获得一种意义。
不管怎么说，令人称奇的是，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和谢斯托夫的作品异曲同工，简言之，存在小说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完全转向荒诞，殊途同归，最后都发出希望的呐喊，振聋发聩。
他们拥抱上帝，而上帝却吞噬他们。希望谦卑地溜进来。因为这种存在的荒诞确保他们接触一点儿超自然的现实。假如这种生活的道路通向上帝，那就有出路了。克尔凯郭尔、谢斯托夫和卡夫卡的主人公们重复他们的行程，其执著和顽固奇特地保证了这种振奋人心的确信力《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是阿玛丽亚。土地测量员最强烈反对的就是她。">。
卡夫卡对上帝摈弃伟大的道德，不言自明的道理，善良的心肠，前后的一贯性，但为的是更热切地投入上帝的怀抱。荒诞于是被承认了，被接受了；世人逆来顺受，从此刻起我们就知道荒诞不再是荒诞了。在人类状况的极限，还有比能逃脱人类状况更大的希望吗？我再次看出，与一般常见的相反，存在思想充满无节度的希望，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以原始基督教和救世福音来翻腾旧世界的。但在以一切存在思想为特性的跳跃中，在这种顽强的执著中，在对一种不露脸的神明估量中，怎么会看不出一种自我摈弃的清醒标记呢？人家只要求打掉自傲便可得救哇。这种弃绝会有硕果的。但顾此是会失彼的。在我看来，把清醒明察说成像一切傲慢那样毫无结果，并不降低其道德价值。因为真理也是一样，从根本定义上讲，是结不了果实的。所有不言自明的事都一样。在一切都具备而什么也没讲清楚的世界里，价值或形而上的丰硕性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不管怎样，卡夫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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