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只有一点，葆庚是想在我的面前炫耀他这些年的高官厚禄，炫耀他的蒙恩加三级致仕。而且还要翻案：他当时没有错。“真学问”三个字，不是分明指责我当时只凭书生意气而缺乏真学问吗？
好个贪官污吏葆庚！他既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把他叫来，好好地训斥一顿。张之洞正要大根把这话告诉送信的人，转念一想，又觉得大没意思：是谁使得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谁使得他敢于否定自己的罪行，秋后算账？还不是朝廷吗？还不是有一批居高位掌重权的人和他站在一边吗？张之洞又想起刚到武昌不久，便收到曾国荃寄来的由王定安写的《湘军记》。在序言里，曾国荃竟然无视事实，颠倒黑白，称王定安为异才，只因命运不好而仕途不顺。当时他真想和这个横蛮不讲理的曾老九打一番官司，只是那时正在筹建铁厂，忙得不可开交，实在分不出这份心来才作罢。许多正派清廉的人受压遭屈，痛苦一生，却有更多像葆庚、王定安这样的宵小之徒，偏偏左右逢源，快乐享受一辈子，说不定还要在史册上留下一个美名。这天道人世，难道真的原本就不公不平吗？
张之洞很有些心灰起来，吩咐大根：“你告诉送信的人，我近来身体不适，见面一事，以后再说吧！”
大根心里有气说：“四叔，让他来，您教训他一顿，杀一杀这个老东西的威风！”
张之洞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我犯不着与葆庚这种无谓人争闲气，弄得自己不舒服。”
就在张之洞进京后事事不顺，心情抑郁时，武昌城又给他传来一件极不幸的消息：佩玉永远离开了他和孩子们，撒手走了。
得到噩耗后，张之洞老泪纵横，一连几天都沉浸在悲哀之中。
自从光绪十年佩玉过门来，陪伴他至今已是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间，佩玉为他生下两个儿子，为他操持家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奉献了一个女人的全部生命。离开武昌时，佩玉虽已病重，但还只有五十一二岁，张之洞没有想到她会先他而去，只是嘱咐她好好养病，病好后再进京。仁侃虽已跟着他北上，拟于明年与王懿荣的侄女完婚，但还有仁实在家陪着。另外，念扔准儿夫妇都近在咫尺，随时可以照应。张之洞对佩玉留在武昌是放得心的。原指望她明年春暖时来京师，参加儿子的婚礼，不料竟然看不到儿子大喜这一天了！
张之洞悲痛的心情中更多的是愧疚。在准儿未嫁、环儿未过门的那八九年的日子里，张之洞尽管忙碌，很少有缱绻缠绵、两情相依的时候，但心里还是有佩玉的。有时，他也会叫佩玉给他弹上一曲，在她优美的琴声中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佩玉对他的情爱。有时，他也会和佩玉兴致浓郁地谈些家常琐事，回忆太原、广州时的往事。在絮絮叨叨的对话中，感受到夫妻真情的可贵和世俗生活的乐趣。后来，环儿过了门，大大地分去了他对佩玉的爱恋。再后来，他一天天的衰老，又加之洋务局厂的诸多不顺，佩玉虽仍给他操持家政，但他的心中却对她渐渐地淡薄了，有时甚至不会感觉到她的存在。
张之洞知道，最后使佩玉生下大病并一病不起的则是因为织布局事件。
由李满库而引带出的织布局事件，给张之洞很大的打击。事情后来的处理虽说还算满意，但张之洞却一直将织布局事件视为他洋务事业的一大污点。他恨李满库不争气，给他丢脸，这种恼怒也自然迁到佩玉的头上。佩玉为此忍气吞声。她没有在丈夫面前为弟弟辩护过半句，背地里常常以泪洗面。就这样，她终于落下病根。张之洞也知道佩玉是无辜的。自己心绪平和的时候也会去劝慰她，但越这样，佩玉越会深感愧疚，终于由自怨自艾而自害自戕！
张之洞猛然想到，像佩玉这样善良而懦弱的才女，其实是不应该嫁到官家，尤其不应该嫁一个像他这样以功名事业为生命的大官丈夫的。倘若佩玉嫁一个与她志趣相投的男人，夫唱妇随，琴瑟和谐，或许没有地位，也或许一辈子清贫，但夫妻之间以沫相濡，互为依伴，内心是充实的、甜美的，不会再有别的女人进门来分出丈夫的爱，也不会因为拥有权势而导致意外的不幸。
娶佩玉的时候，张之洞对将给佩玉带来幸福是充满着绝对信心的。回头来看，二十多年间，佩玉跟着他，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幸福。
回想过去做闲官的时候，他与石夫人、王夫人之间也曾有过很恩爱的夫妻情意，做督抚以后，一年到头，有操不尽的心、做不完的事，家庭情趣的确少了很多。难道说，权与情就一定互不相容吗？难道说，追求功名事业就必须要牺牲爱情和亲情吗？
张之洞真想回武昌去，亲自祭奠一下佩玉，在佩玉的灵前诉说这些年的苦衷。但是，他一个堂堂相国，一个军机大臣，能为妾姨的死而离京离职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叫仁侃立即赶到武昌去，主持母亲的丧事。又特为让仁侃转告准儿，要准儿在佩玉的灵前代他奏一曲（幽涧泉》，算是他为佩玉送行。然后再把当年吴秋衣赠的桐木所制的那把“山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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